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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建築,或一種庇護的形式—— 智利建築師Smiljan Radić Clarke獲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

脆弱的建築,或一種庇護的形式—— 智利建築師Smiljan Radić Clarke獲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

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於日前揭曉,由智利建築師斯米利揚・拉迪奇(Smiljan Radić Clarke)獲此殊榮。透過對材料、環境與結構的精確掌控,拉迪奇證明了公共建築無需依賴紀念碑式的誇張形體,仍能展現強烈的存在感。在這樣的意義上,或許也提醒我們:建築的起點與終點,都觸及人類生存的核心,它允許不完美與脆弱並存,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提供一處安靜的庇護,而這些建築往往無需宏大的姿態。

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於日前揭曉,由智利建築師斯米爾揚・拉迪奇(Smiljan Radić Clarke)獲此殊榮。這項長期被視為建築界最高榮譽的獎項,今年因普利茲克基金會核心成員的姓名出現在近期公開的「愛潑斯坦文件」中而引發外界關注。儘管基金會未對個別細節多作回應,但隨著部分文件陸續公開,這場風波仍使原本例行宣布的獎項延後揭曉,也讓今年的普利茲克建築獎蒙上一層意料之外的政治與輿論背景。

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為Smiljan Radić Clarke。(©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1965年,斯米爾揚・拉迪奇出生於智利聖地牙哥的一個移民家庭。父親家族來自克羅埃西亞布拉奇島(Brač),母親則來自英國。因而對拉迪奇而言,「歸屬感」並非人生中理所當然具備的條件,有時必須透過自身重新發明。他曾形容,「有時候,你必須自己紮根,這才能給你自由。」而拉迪奇的建築之路亦沒有戲劇性般的啟示時刻,更像是一段在經驗與思考之中逐漸成形的旅程。

童年至青年時期,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繪畫;之後進入智利天主教大學(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學習建築。1989年畢業前,他在第一次畢業考試中落榜。這次經驗對他影響深遠,也促使他離開智利,前往威尼斯建築學院(IUAV University of Venice)研究建築史,同時展開長時間的旅行。在威尼斯,拉迪奇的思考逐漸越出建築學科的邊界,哲學、藝術,以及神話與文學典故的閱讀,都慢慢滲入他的圖像與空間語言之中。多年後回顧那段歲月,正如他所說:「想法存在於事物之中。我總是試圖創造一種環境,讓人們在其中發現新的想法。」

比奧比奧大區劇院(Teatro Regional del Biobío)(©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攝影/Cristóbal Palma)

他(拉迪奇)的建築看似臨時、不穩定或故意未完成,刻意保持一種未完工的狀態、甚至幾乎瀕臨消失,卻提供了一個結構嚴謹、充滿希望且靜謐的庇護所。

2026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獎評審團

拉迪奇的作品很少留下令人一眼即可辨識的鮮明個人形象,風、光線、石頭、木頭與時間,構成了貫穿其建築的幾個基本元素。他的建築計畫不以氣勢取勝,而顯得低調而內斂,專注於讓空間回應功能與環境本身;結合其個人的生命處境與對「庇護」的長期思考,拉迪奇重新審視了建築概念中的「圍合」(Enclosure,註),將其視為一種關於照護、靜謐與具韌性的空間條件,並成為理解其建築的重要線索。

拉迪奇認為,「圍合」並非只是建築的形式問題,它同時涉及情感與心理的狀態。他如此描述:「『圍合』本身帶有一種複雜性。庇護所讓你與現實保持距離,而避難所則讓你意識到裡面的生活是獨一無二的。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保護:一個穩定的地方,使人能夠承認並接受自身的脆弱。」

《藏在魚裡的男孩》(The Boy Hidden in the Fish)於第12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展出。

在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團的評語中提到,拉迪奇的作品位於「不確定性、物質實驗與文化記憶的十字路口」,觸及了其作品真正可貴之處:他更傾向於脆弱,勝於任何的確定性。而建築不再被理解為足以抵抗一切的紀念碑——這樣的特質,在拉迪奇最廣為人知的幾件作品中尤為明顯。2010年,他與雕塑家妻子 Marcela Correa 應策展人、亦是日後普利茲克獎得主的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之邀,為第12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人們在建築中相遇」(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共同創作裝置作品《藏在魚裡的男孩》(The Boy Hidden in the Fish)。

作品取材自格林兄弟的童話《海兔》,以一塊巨大的天然花崗岩構成堅固外殼,石體上鑿出多個孔洞,內部則嵌入一個以香柏木製成的小盒子,形成容納一人的隱蔽空間,如同一處微型避難所。這件作品創作於2010年2月27日智利大地震之後,也象徵在災後的不確定之中,為人們保留一種關於寧靜與未來的希望。

蛇形藝廊夏季展亭。(©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攝影/Iwan Baan)

四年後,拉迪奇受邀設計倫敦蛇形畫廊夏季展亭(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這座臨時建築由玻璃纖維殼體構成,擱置於巨大石塊之上,形成一處半封閉的遮蔽空間;在提供保護的同時,也將訪客與周圍的肯辛頓花園重新連接起來;2023年,拉迪奇為智利建築雙年展創作的聚酯薄膜充氣裝置「水袋」(Guatero),則讓他得以「在城市尺度上測試短暫而脆弱的空間可能性」。這種既開放又具保護性的空間狀態,幾乎可以視為其建築語言的一種縮影。

在引文中,評審團也指出若試圖以語言直接描述拉迪奇建築特質,往往會遇到某種困難。拉迪奇的空間觸及一種立即可感知、又難以完全言說的體驗,如同時間本身,人能夠辨識其流動,卻難以將其轉化為清晰的概念。正因如此,他的建築很少停留於視覺層面的形式,而需要透過身體與感知去經驗。

2023年,拉迪奇為智利建築雙年展創作的聚酯薄膜充氣裝置「水袋」。(©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位於智利米亞維谷的Viña VIK酒莊。(©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拉迪奇的建築跨越多種尺度,包含公共文化機構、商業建築、私人住宅,以及臨時裝置。在具體實踐中,他透過細緻的動線安排與不顯眼的連結方式,為使用者提供多種行動與互動的可能,空間因而在使用者的移動與停留之中逐漸生成自己的敘事。而透過對體量、結構與尺度的精準掌握,他讓建築中的日常生活不再依賴巨大尺度,而是在行走、等待、聚集等日常行為之中,感知由脆弱、輕盈甚至略帶不穩定的空間狀態所形成的氛圍與張力。

這種建築語言,在拉迪奇的許多作品中都清晰可見。無論是位於智利米亞維谷(Millahue Valley)的維克酒莊(Viña VIK,2013)、嵌於中部帕普多(Papudo)海岸岩石地貌中的皮特小屋(Pite House),又或座落於梅利皮亞(Melipilla)的森林與海洋之間,並逐漸消融於環境之中的卡博內羅小屋(Carbonero House,1998),拉迪奇的建築往往呈現出一種略帶暫時性的姿態,如同臨時的庇護場所,敏銳地回應氣候、地形與時間的變化。其量體彷彿輕輕停留於地表之上,偶爾與地面接觸,彷彿隨時可以被移除。

卡博內羅小屋。(©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而拉迪奇作品中看似脆弱的存在感,某種程度上來自智利多變自然環境的啟發,也使他在設計中逐漸遠離建築中常見的支配與所有權邏輯,轉而尋求與場所之間的共存關係;地景與自然資源因此被置於優先位置,集體記憶與土地共享的重要性也隨之被重新強調。

這種「暫時性的感受」也經常透過他選用的材料呈現,並始終與地景條件與自然資源密切相關。無論是永久或臨時的工業或天然材料,精緻與粗獷質地,在拉迪奇的建築中都被平等地使用,如聖地牙哥的Mestizo餐廳(2006)坐落於聖地牙哥200週年紀念公園的一角,建築屋頂採用來自皮爾克採石場的石材,從室內可眺望安第斯山脈的景色。

Mestizo餐廳。(©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Gonzalo Puga提供)

在拉迪奇的建築實踐中,也持續展現出對環境與既有結構的關注,如位於聖地牙哥的 NAVE表演藝術中心(NAVE, Performing Arts Center,2015),拉迪奇將一座黑盒子劇場嵌入一棟新古典主義建築之中。在經歷多次火災與2010年智利大地震後,這座建築大部分結構皆已損毀,僅剩正面得以保留下來。在這一歷史殘存的外殼內,他置入新的劇場空間,並在屋頂上搭建一頂帶有馬戲團意象的帳篷結構。不同年代的材料與色彩因此並置於同一建築之中,在體量與紋理的呼應之下,形成一種衝突而和諧的空間關係。

位於智利聖地牙哥的NAVE表演藝術中心。(©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攝影/Cristóbal Palma)
位於NAVE表演藝術中心頂樓的馬戲團帳篷。(©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攝影/Cristóbal Palma)

普立茲克建築獎向來旨在表彰以卓越才華與遠見,透過建築藝術對人類與人造環境產生深遠影響的建築師。而拉迪奇的建築經常從極為個人化、甚至近乎內省的空間經驗開始,最終卻不導向孤立;相反地,這些由個體出發的感知逐漸擴展,形成某種更廣泛的集體共鳴,因此呈現出一種深刻的原創性。這或許也回應了藝術本身的運作方式:它以一對一的方式與人對話,使人感到自身的獨特性,同時又將人引向一種超越種族、性別與文化差異的原初經驗。

「我很難談論自己的建築;我總覺得我在過度解讀它們。」拉迪奇曾如此形容。「但如果說它們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儘管預算、規模、功能和材料各不相同,它們都試圖達到某種樸素的風格。我的意思是去除作品中所有多餘的部分,將其還原到本質。」

矗立於智利維爾切斯森林中的《直角詩屋》(2013),以勒柯比意的石版畫命名。天窗的光線、感性的曲線與銳利的直角在此交會,形成近乎超現實的空間。向上開啟的孔洞捕捉光與時間,使建築成為一處靜謐而內省的隱居之所。(©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1995年,拉迪奇在智利聖地亞哥創立了同名的建築事務所,30多年來,儘管拉迪奇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在國際聲譽亦不斷上升之際,他的生活與工作仍主要留在智利聖地亞哥,以規模不大的工作室持續實踐。2017年,他在聖地亞哥成立「脆弱建築基金會」(Fundación de Arquitectura Frágil),以展覽、研究與公共討論支持跨學科的建築實驗。

透過對材料、環境與結構的精確掌控,拉迪奇證明了公共建築無需依賴紀念碑式的誇張形體,仍能展現強烈的存在感。在這樣的意義上,或許也提醒我們:建築的起點與終點,都觸及人類生存的核心,它允許不完美與脆弱並存,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提供一處安靜的庇護,而這些建築往往無具有需宏大的姿態。


註  在建築與空間理論裡,「圍合」(enclosure)意指空間被牆體、地形或結構所界定,形成一種被包覆、被保護的內部環境。如中國傳統四合院、被山體包圍的聚落等。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60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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