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考古學者森達也2017年訪台演講紀實

日本知名陶瓷研究學者森達也於5月中上旬造訪台灣，並接連於中央研究院、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地舉辦演講，題目橫跨中國、日本甚至伊斯蘭陶瓷等，足見其研究領域廣，博學多聞。森達也曾任職日本愛知縣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學藝課長，目前執教於日本沖繩縣立藝術大學，研究範疇包括中國陶瓷史、陶瓷考古及陶瓷東西交流等。

森達也此行到訪台灣，最主要是受到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邀請，為學生開設為期一週的陶瓷考古相關密集課程，該課程由該校「創意三角洲」計畫的支持而實現。「創意三角洲」由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惠珍為計畫主持人，以文史能量與工藝科技等跨領域的交流碰撞，透過策展、演講等方式，來讓學生更加親近並點綴台南府城風華。

密集課程舉辦期間，考古所邀請森達也於5月9日下午假成大文學院歷史文物館舉辦對外開放的演講，講題為「日本古墳到中國陶瓷的跨境之旅」，主要講述森達也從18歲開始至今的考古人生，提供在場對考古領域有興趣的莘莘學子們，對於未來規畫的參考。

若是對中國陶瓷史相關研究有點熟悉的人都知道，森達也在中國陶瓷研究領域的貢獻卓越，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青瓷、華北陶瓷及外銷貿易瓷等；但沒想到的是，過去的他其實專做日本古墳時代的考古。森達也表示，自己在高中時期便對考古有興趣，但沒有實際參與；真正一頭栽進考古世界，是要到他18歲那年。1979年森達也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就讀，隔月便正式隨著考古俱樂部下考古工地，大學就讀期間曾參與日本關東地區多個考古現場。對於中國陶瓷產生興趣也是在這個時期，森達也說道：「1979年8月我到了日本鎌倉的考古工地，這時我自己發掘了龍泉青瓷外，在黃昏的海邊也採集了很多中國陶瓷。這些瓷器是從那麼遠的地方來，而且還這麼漂亮。」他於1984年以學士論文《從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前期的關東地域的陶器的研究》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史學科日本史專攻。

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東京都日野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班，森達也回想道：「報到的當天下午，我就被要求馬上下工地。」當時他所負責的工地為日野市南間地遺址，此一遺址橫跨了繩文、奈良、平安時代，一直到中世、近代，1984到1994年間森達也便一直在此進行考古挖掘，此外，1988年他第一次前往中國、1989年的泰國之旅，則是他首次的海外調查行程，十年間他也到過東非的肯亞；於1991年發表的〈東囯における古墳出現の一樣相〉是他告別古墳時代研究前的最後一篇研究文章。這段時間的研究轉折，對於森達也來說可謂重要非凡，他回想道：「當時很多人說我是笨蛋，應該要繼續研究古墳時代，但是我不後悔。」至於為什麼會選擇改走中國陶瓷研究的路，他則提到當時在日野市南間地遺址碰到的自然地理學專家，這些專家可以靠著一套理論走遍全世界，讓他心生羨慕：「我認為這是理想的研究方式，後來我選擇了中國瓷器，世界上有人住的地方大概都會出土中國瓷器。現在我走到哪個遺址都可以馬上工作，不清楚時代的遺址也可以用出土的中國瓷器來訂年，各地考古學者都很歡迎我。」勤跑海外，森達也自己統計自1995年起，至今已探訪中國窯址不下百次，其次經常拜訪台灣、韓國、東南亞、中東波斯灣沿岸等地，甚至最近更佇足美國、墨西哥。

1992年森達也入學早稻田大學碩士班，1995年碩士畢業。碩士畢業前、1994年的某一天，他接到日本陶瓷史研究大前輩龜井明德打來的一通電話，問他有沒有意願前往當時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現為愛知縣陶磁美術館）擔任學藝員，思考一夜後，森達也接受這分工作，正式踏入博物館界。從考古工地轉移到博物館，工作內容也從採集文物變成研究與舉辦展覽，在博物館界的22年間，森達也策劃或與他館合作舉辦了大大小小無數的展覽，1996年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吳州赤繪、吳州染付、餅花手」展覽是他策劃的第一個學術型展覽，在此之後包括1997年「耀州窯：中國中原い華ひらいた名窯」、1998年「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1999年「宋磁展 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2004年「唐三彩展：洛陽の夢」及2005年九州國立博物館開館紀念特別展「中国．美の十字路展」等，展覽一檔接一檔，森達也打趣的坦承：「當時就是一邊做展覽的準備，一邊做展覽相關的研究，到處考察，其實大部分這些展覽都是我自己想做的題目。」

2000年森達也申請金澤大學攻讀博士，於2012年以論文《中国青瓷の研究》獲取博士學位，並在同年獲頒「小山富士夫紀念賞．褒章」，此為日本國內陶瓷研究的最高榮譽。2015年森達也離開了工作22年的愛知縣陶磁美術館，轉戰至沖繩縣立藝術大學，他說最初會有這樣的決定，是因為他持續關注沖繩地區的考古出土，此外他也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從18歲到現在，在不同階段我都會設定目標，然後盡力去達成。而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會覺得需要去培養年輕學子。學習過的事物和走過的路，一定要傳給下一代。」

森達也在演講最後說到，考古常常是「去國外只看垃圾」，但這些「垃圾」非比尋常、意義非凡。同時，他也提醒現場的考古所同學，他過去走過的路，不一定就是大家要走的路，但日本國內的考古學者也愈來愈多像他這樣，邊工作邊攻讀碩博士，提供學生另一條選擇的道路。

森達也對於中國陶瓷史研究涉入甚廣，可以從其他兩場演講講題看出。5月3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題為「明末華南三彩的生產與流通」，並在演講開頭便指出，在日本關於「華南三彩」的概念，早期可見於前述之著名日本陶瓷史研究學者龜井明德發表之〈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補遺〉，文中除列舉出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出土有明代華南三彩的遺址，並大約推斷這類文物製作時間約略始於15世紀中葉，並在16世紀達到鼎盛。

在此基礎上，森達也更加深入探討。華南三彩最早應是濫觴於宋元時期，他提到此時福建晉江磁灶窯、福建南平茶洋窯、福建武夷山五渡橋窯，都可見到相關的黃綠鉛釉作品。而明代華南三彩可分為陶胎、硬質胎及瓷胎三種，陶胎產品主要為五繫罐、盤、水滴、執壺、瓶等；硬質胎則有盤、碟等；瓷胎即如景德鎮窯所產之法花。

從此延伸，演講進入核心問題，關於明代華南三彩陶胎中五繫罐的生產地點、時間等探究。五繫罐為華南三彩中特殊的品類，英文名稱為Tradescant Jar，器形固定為短頸、肩部附繫、器腹上寬下窄的平底罐，當中還有幾個特殊之處，包括器底中央處略凹陷、器罐內壁塗有鐵泥，同時器外壁裝飾為三貼花紋飾等。森達也指出，這類五繫罐於日本大阪、長崎、大分等地區皆有出土外，海外於澳門、菲律賓、印尼、葡萄牙等地亦有所見，當中不乏為沉船出水，如知名的San Diego沉船（1600年沉沒）、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Nossa Senhora dos Mártires（1606年沉沒）等，都可見到華南三彩五繫罐的蹤跡。藉由日本及海外出土地點的排比，森達也得到一個結論：五繫罐的流通應與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有密切的關係，其中以葡萄牙人為主，多數出土地點都與葡萄牙人脫離不了關係。同時，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台灣及沖繩，卻不見有類似文物的出土，可能與兩地皆未受過葡萄牙人統治或為其貿易據點有關。

關於華南三彩五繫罐，待解之謎仍包含了其產地與生產年代。森達也表示，目前中國並未在古窯址挖掘、採集到任何跟華南三彩五繫罐相關的破片，這也是為什麼長久以來，學者對於這類文物產地爭議不斷的原因。他表示，在出水有三彩五繫罐的沉船上，也發現有一批醬釉四繫罐，這些四繫罐不論在胎土、器底中央凹陷及貼花圖案等特徵，都與三彩五繫罐雷同。他認為這些醬釉四繫罐是來自廣東佛山石灣窯的可能性頗高，因為當地出土有類似器形與花紋的破片，並且一直保有鉛釉陶燒製的傳統。森達也進一步推測，擁有類似特徵的三彩五繫罐有可能來自石灣窯，但目前窯址未曾出土有類似作品的破片。另外，石灣窯地理位置上與澳門接近，葡萄牙人的貨物進出都經澳門，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這批三彩五繫罐或許是因應葡萄牙人的訂製而生產的產品。關於生產年代，根據文物紋飾的比對及排比沉船的年代，約落在16世紀後半至17世紀前半。

除了三彩五繫罐，明代華南三彩仍有三彩盤、水滴、執壺等的生產，其中三彩盤又可以分為純劃花紋者及印花紋加劃花紋者兩類，前者器形的特徵在於底部中心部分略凹、胎呈灰白色，後者底部則有圈足。這兩類三彩盤存在的差異，是否代表製作時代的先後區別，亦或是產地上的不同？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華南三彩來到清代，主要的燒造窯址為福建南靖窯及廣東佛山石灣窯兩地。森達也特別強調，此時的石灣窯製作的作品多為模製，胎質鬆並呈灰白色，施綠、黃、褐三彩，器內壁也塗有鐵泥，器形多為罐、執壺等，可見明代三彩五繫罐的特徵一路被保存下來。這類三彩作品深受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煎茶道茶人的青睞，稱為「新渡交趾」。過去日本人以為這類「交趾三彩」產於明末，而近期可以確認這些產品都是來自清代晚期的石灣窯。這類作品也影響了日本源內燒、京燒等陶藝，出現了「交趾写」的情形。

森達也到訪無數國家，其中包括伊朗、土耳其等地，除參觀博物館，也深入當地遺址考察。5月13日森達也受國立故宮博物院邀請，以「伊朗與土耳其發現的中國陶瓷」為題，帶領觀眾探訪漂泊千里、身處異地的中國陶瓷器。

演講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紹伊朗、土耳其等地收藏有中國陶瓷的博物館、神廟等，後半段則是森達也曾經造訪的波斯灣北岸各個貿易商城遺址。森達也於2001、2014年先後前往土耳其，造訪著名的托普卡匹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又稱砲門宮博物館）。托普卡匹宮殿由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於1459年，直至1853年為止，一直為歷任蘇丹主要的居住宮殿。森達也指出托普卡匹宮博物館收藏有不少中國瓷器，其中甚至包括存世不多的元代青花瓷、元代龍泉青瓷及明代前期龍泉青瓷官器。托普卡匹宮博物館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多為口徑甚大的大盤，鈷藍料發色豔麗、花紋布排緊密，如〈青花蓮池水禽圖稜花盤〉即為一例。目前多數完整傳世的青花瓷皆藏於伊斯蘭地區與歐洲，其中伊斯蘭地區留存者又多以口徑逾20公分的大盤為主，原因在於伊斯蘭地區的飲食文化是多人分食的緣故。森達也以托普卡匹宮博物館於2014年新開展的中國陶瓷相關常設展繼續說明，現場可以看到一組銀製托盤、其上中間擺放大口徑的青花盤，一旁則放有數個玉碗、玉製湯匙，重現當時宮中使用中國瓷器的場景。

同時，出現在托普卡匹宮博物館中的明代前期（約洪武至永樂年間）龍泉青瓷官器，也吸引了森達也的目光。龍泉青瓷官器主要是供應皇帝及宮廷內部使用，是當時最高檔的用器，目前中國明代墓葬仍未出土有這類官器作品，沒想到卻流向了幾千公里外的中東、西亞地區，森達也說明多數學者認為這些官器，應是當時鄭和下西洋時作為禮物而運送至此。

托普卡匹宮博物館外，位在伊朗的阿爾德比神廟及伊朗國立博物館也收藏有大批的中國瓷器。阿爾德比神廟（Sheikh Safi al-Din Khānegāh and Shrine Ensemble in Ardabil）建於1334年，當中所收藏的陶瓷係由薩法維帝國（Safavid dynasty，1501～1736）阿拔斯一世（Shāh Abbās，1587～1629在位）捐贈，1162件跨洋而來的珍寶被鑲嵌在建物天頂、量身打造的嵌櫃中，視覺效果非常驚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目前多數的陶瓷器皆移往伊朗首都德黑蘭的伊朗國立博物館保存。這批曾經由阿拔斯一世收藏的中國陶瓷器，可見一特殊有趣的地方，即在部分作品上可見有阿拔斯一世時期的後刻款。同時，伊朗國立博物館也收藏有現存口徑最大、達57公分的元青花大盤。

緊接著在演講的後半部，森達也簡單扼要的介紹他近年踏查過的各個波斯灣北岸的貿易城市遺址。波斯灣北岸沿海貿易城市包括有尸羅夫（Siraf）、基什（Kish）、Mafruban、霍爾木茲（Hormuz）等，從9世紀起中國商船順著季風、揚帆航行至波斯灣，在沿岸商城下了貨物，再以陸地運送的方式，最終將商品送往貿易終點Samarra或巴格達。沿海商城中以尸羅夫時代最早，尸羅夫於9到10世紀時便是波斯灣沿岸的大城，在此發現有晚唐到五代、北宋時期的越窯青瓷、長沙窯、邢窯、景德鎮白瓷等，但在977年歷經一次毀滅性的大地震後，尸羅夫便一蹶不振，直至13世紀由波斯灣內的基什島取代其地位。在基什，森達也亦採集到為數不少的元代龍泉青瓷、青花瓷及樞府白瓷的破片。

而處於波斯灣與印度洋交界霍爾木茲海峽旁的海港霍爾木茲，憑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為14世紀後波斯灣中最重要的貿易商城。霍爾木茲原於大陸上（稱舊霍爾木茲，現仍保存有清楚的城市遺址），在14世紀中期遷至今日的霍爾木茲島，鄭和下西洋的記錄中曾三度來到霍爾木茲（文獻稱忽魯謨斯）。霍爾木茲曾由葡萄牙人統治，島上仍保留完整的歐洲式古城。在此森達也發現有不少元青花、明代青花及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等，更重要的是，他也找到了14世紀中晚期的龍泉青瓷：「但其實這個時期中國是實施海禁政策，洪武皇帝不讓民間隨意貿易。永樂皇帝之後海禁解禁，很多瓷器就來到中東地區，在此也發現不少。所以這樣的瓷器是怎麼到這邊？有可能是鄭和帶來的，但這些破片年代又比鄭和下西洋的時間來得早，所以真正的運輸途徑還不是很清楚。」

過去觀眾多是在博物館看完整、漂亮的傳世品，森達也笑著強調：「在遺址裡看到的都是破片，沒有像博物館傳世品那麼漂亮。或許對很多人來說破片就像『垃圾』一樣，但對考古專家來說，這些破片是很重要的研究材料。我們用這些破片來研究人類過去的歷史、使用的潮流，對考古學者來說，這些破片都是『寶貝』。」演講會後，不少人好奇到中東地區考察，甚至考古是否很方便或順利，森達也此時才說到，其實到中東地區挖掘是存在高風險，最好是與當地學者結伴同行，方為上策，他也曾經碰到當地軍隊扣押護照等危險情勢，但他也表示，仍希望日後可以到舊霍爾木茲進行更多的考古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