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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館擴建案中缺席的「Master Plan」

在北美館擴建案中缺席的「Master Plan」

Architectural Attitude: Portraits of Post-War Taiwanese Architects VI - Han Pao-Teh
素聞三館一體的「大美術館計劃」,在規劃範圍約10公頃的基地上,集結幾大重磅因素,通常都會先擬一個整體規劃:Master Plan。整體規劃,是確保「核心價值」到位的關鍵。

▪️ 整體規劃 \ Master Plan:

素聞三館一體的「大美術館計劃」,在規劃範圍約10公頃的基地上,因為這個規模,首都美術館的特殊角色,及位於中山北路端底,花博公園的獨特地理位置,集結這些重磅因素,通常都會先擬一個整體規劃:Master Plan

整體規劃,是確保「核心價值」到位的關鍵,它不是直接提供設計方案,而是整合各面向的不同需求,依核心價值取捨或調整,構成一個原則性的概要,使得各運作系統協調有序,並且引發好的而且適切的設計,在鼓勵創意的同時,也符合了館方定位的發展方向! 例如:新、舊館之間的參訪動線系統,與典藏庫房之間的服務動線系統,如何能提供最有啟發性的空間彈性及最有效的人力運用等。

鳥瞰本館與新建典藏庫房,模擬示意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目前北美館在尚無「三館一體」的Master Plan之前,就有了「地下化」的先期規劃,甚至於進行了環境影響評估,咸信立意良善,但倘若新館擴建計劃,在將要進行的設計競圖中,發現了極佳並且適合此基地的方案,但與典藏庫房欲開挖的基地位置或內部動線衝突,到時如何抉擇或兩案皆需進行修正,若按預期進度,新館競圖結果宣布時,典藏庫房施工已進行了半年多,屆時要採用「變更設計」嗎?法定程序雖繁瑣但尚有規定可依循,但兩案「設計銜接」,又免不了各方主、客觀意見相左,論戰之後又會回到北美館核心價值的檢視,為何不在萬事之初制定「三館一體」的共同架構(先預見問題,並設法不使問題發生),而要待問題發生後再設法補救,最後只得「將就」前期已存在的狀況,勉強妥協後失去了競爭力。

首都美術館也要因循這個「將就」的路徑嗎?除了專業考量上的各項紀律外,建議還應涵蓋下列需求:

1.美術館 「對未來定位」所產生的機能需求:

這裡不是指廣義的定位,如:故宮博物院悠久豐沛的歷史館藏或北美館在當代創作的展出與提倡…等,而是指:反映藝術思潮及探索社會價值的「思想宣示」,成為美術館中有遠見的先鋒,或是指只有在亞洲文化中才有的特殊領域的推展…等。

若上述為北美館的「核心價值」,那麼在建築規劃過程中的決策,包括園區要呈現何種樣貌、建築設計的傾向與包容性、典藏庫房真實需要的容量及擴充彈性…等,都要檢視實質設計是否緊扣著這些核心價值的需求。這些價值觀不只反映在藝術呈現上,也應該反映在建築及環境的層面上,整體串連的力量,才是捍衛館方定位及價值觀的關鍵。

2. 在面對氣候變遷,實質環境的因應:

若在公開徵選典藏庫房前,已有「先期規劃」建議擴充計劃採地下化,為解決建蔽率問題及保留原有綠地公園給市民使用,那麼另一面向之議題也須考量:本案基地近基隆河畔,地下水位高,若地下室開挖規模較大,會造成地下水位再升高,再加上開挖過程中抽水量大,不但影響基地保水性能,也需注意地層下陷或基地傾斜,對於珍藏作品的空間,因高水位而產生的濕度及通風問題,都需要比將儲藏空間放在地面層以上更多的能源去處理及維護,這對於「保留綠地,節能減碳」的核心價值似乎不甚相符(雖然台北市區多處綠地公園皆設有地下停車場,但位置都遠離河岸,且影響程度也依開挖規模大小而定。)。

王大閎建築劇場外庭園回看北美館本館,建築景觀效果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再者,儲存庫房的空間應最具彈性,隨著時代進階,儲存需求的變化與日俱增,而地下室的擴充最不具彈性,涉及地下室開挖,無論採連續壁或其他工法,皆對館內運作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對於典藏庫房放置在地下室,誠懇的建議三思,若真的無法改變,則後備方案請務必納入水位觀測系統,並以每週一次的觀測頻率,預防地層下陷或傾斜。

前文計劃中提及博物館的儲存空間,通常都在30%左右(北美館目前僅8%),但也可依博物館不同的性質細分,如歷史博物館可能比現代美術館需求更大;或者因位於高密度城市而有不同的儲存方式:數位、影音…等,30%是通則性的大略定義,各博物館也可因自身條件進行調整,總之,彈性、變通、調整,是我們地球人的生存法則。

▪️ 希望對北美館有所助益的分享:

與紐約保持50年來不間斷的近距離觀察,對於在53街第五大道的MoMA現代美術館,如何由一個原本只有一層樓的小型展示空間,演進成舉世無雙的現代美術館,有著被震撼的初始領悟,MoMA不但在世界現代藝術領域裡執牛耳,背後更有著不易被複製且致勝的關鍵。

– 相較於紐約有悠久館藏歷史的大都會博物館:

MoMA在1929年創立之初,聰明的將自己定位為「有遠見的先鋒」( Visionary Pioneer,意即有著不同於以往的使命感),深刻記錄和反映當今社會與藝術的思潮。

  • 1932年成立全世界第一個美術館內的建築設計部門(Philip Johnson是第一位部門負責人)。
  • 每一階段的美術館增建,經過深思熟慮,尋找符合自身價值觀與發展定位的建築師們,進行私人邀請競圖( short list invitation),無論哪一位建築師雀屏中選,都早已符合館方設定的發展方向與風格。

最令人驚豔的實例,是2004年MoMA的增建案,日本的谷口吉生勝出,館方當時沒有因為普立茲獎的光環,而熱衷於邀請普立茲獎的得主們或者當時為美術館界掀起風潮的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或熱門而鋒芒外顯的札哈.哈蒂(Zaha Hadid)。

反而篤定的尋找具有東方禪味,極簡主義且富哲學內涵的日本建築師,當時建築師谷口吉生(Taniguichi Yoshio)較為國際知曉的作品有葛西臨海公園的水晶視野屋(Crystal View),及東京國立博物館法隆寺寶物館,雖為日本國內所推崇,但在世界舞台上的名聲,尚不及安藤忠雄(Andou Tadao)或磯崎新(Isozaki Arata)…等日本同輩建築師。谷口在空間意境上的掌握,及以現代主義的手法處理在紐約53街這個超高密度的都會空間, 「從喧囂中拾回靜謐」的本領,非谷口吉生莫屬。 MoMA獨具慧眼的功力可見一斑!

建築師谷口吉生(Taniguichi Yoshio)解說MoMA擴建案。

尋遍世界,MoMA還是緊扣著自己的腳步與核心價值,這是MoMA一直深具特色且被人尊崇的原因:

  • 多元研究計劃與嚴謹的策展規劃。
  • 確保作品與時代背景的脈絡,透過有意義的方式被閱讀。
  • 尋覓沒有被發現的天份。
  • 每組展出的工作團隊配備策展者及研究者,長期研究的心血,策展時程橫跨數年。
  • 深入各大洲、地方性的活動參與,東歐、南美、南亞,長達六個月以上的駐地,提升全球對現代藝術的了解。

有價值觀的立場聲張,並不會對建築設計的創意造成影響或束縛,反之,若無價值觀的設定,就可能因不聚焦而失去核心價值的開展與傳遞。相信凡事皆然,期待等了40年後盼來的北美館擴建計劃,也能堅守核心價值,掌舵成功。

蘇喻哲( 1篇 )

大硯國際建築師事務所創辦人,設計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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