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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世代下的衝擊與逃逸:南方國家藝術工作者求生報告

大疫世代下的衝擊與逃逸:南方國家藝術工作者求生報告

Impact And Escape In The Pandemic Era: survival Report By Art Workers In The South
COVID-19的疫情於各國之間反覆無常,甚至釀成重大災難。但除了個人健康及公衛議題之外,疫情所造成最大的問題,或許還是來自於冷戰結束至今一派樂觀氣氛的全球化時代,在經歷短短一年多時間的疫情摧殘之後,早已支離破碎。

隨著COVID-19的疫情於台灣、越南及新加坡等亞洲幾個防疫資優生之中快速傳播開來,原本各個社會欣欣向榮的場景又戛然而止。以台北為例,原於關渡美術館展出的「奈良美智特展」以及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特展,曾引來大批的排隊人潮:這原本被視為台灣藝文活動歌舞昇平的象徵,卻在5月15日雙北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之後,瞬間由閉館公告所取代。

「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展覽現場。(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COVID-19的疫情於各國之間反覆無常,甚至釀成重大災難。但除了個人健康及公衛議題之外,疫情所造成最大的問題,或許還是來自於冷戰結束至今一派樂觀氣氛的全球化時代,在經歷短短一年多時間的疫情摧殘之後,早已支離破碎。全球各行各業的人士都期待著這場疫情惡夢早日結束,但目前的多數預期時間表仍舊尚嫌過度樂觀。然而不論如何,疫情都會在可見的未來,於2至3年內結束。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便可重返曾經熟悉的前疫情時代。本文可視作筆者年初所寫〈近未來危機時代的科幻一文(見《典藏.今藝術&投資》)的續篇,主要將聚焦於開發中國家及南方國家如何因應此波世紀變局。

自足的體系

COVID-19疫情造成許多國家被迫局部進行封城,以便防疫。在此過程之中,相對經濟上有積蓄或支固定薪者、家裡空間較為開闊者會在這個過程中擁有較高的優勢。這個道理放在藝術體系上也是一樣的:由於全球化體系在疫情因素下遭受破壞,原本於國內就有自足的贊助管道及觀眾來源者,相對可以在此情境下構成一個自足的系統。然而在開發中國家及南方國家之中,不少國家的藝術創作者或藝術機構長期仰賴外國機構及活動的資金挹注。這些地區的工作者在此波疫情影響之下,自然成為首當其衝的重創戶。在前疫情時代的全球化環境下,不少開發中國家的藝術計畫都仰賴諸如德國哥德學院、法國文化協會等單位的資金挹注,但是隨著疫情的發展,許多個人及小型單位都感受到相關資源的獲取不若過去容易。2020年中,隨著全球廣泛性的封城及停課,仰賴德語課程收入的歌德學院甚至一度遭遇經濟危機。而依靠外國藝廊代理及海外銷售的藝術家而言,隨著全球經濟局勢的盤整以及藝博會遲遲未辦或縮小規模,經濟和生存上的危機感更是雪上加霜。

儘管受到COVID-19疫情,2021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仍照常舉行,圖為本次藝術展卓納畫廊展位(卓納畫廊提供)

相對來說,譬如越南在國內已有一定文青消費市場,以及台灣相對來說國內具備一定購買力和藝文消費力的社會,只要在疫情沒有過度爆發且政府及民間社會運作順暢的前提下,實際上藝術家或相關工作者仍舊有許多展演的空間及機會。筆者在與新加坡藝術家Jennifer Teo討論之後,發現新加坡過去一年以來的狀態也與台灣十分類似:政府透過各種補助及專案,讓文化活動仍舊得以順利進行。但Jennifer也提出她的疑慮,她認為這些機制的背後仍舊需要經濟上的支持,如果因為疫情導致經濟持續惡化,其實很難想像未來的狀態。在筆者完成一些訪談後沒多久,上述三國(台灣、越南、新加坡)皆進入到下一波疫情的高峰期並迎來可預期的活動緊縮。

比疫情還嚴重的事情

隨著疫情的肆虐,當國際已開發國家還在關注虛擬平台的運用以及奧運或重要雙年展是否舉辦等議題時,世界各地的烽火就已經四處被點燃了。在前疫情時代,國際之間不僅聯繫緊密,長時間的和平盛世,也迫使許多地區性的戰事,必須要被國際媒體放大檢視。許多針對個別藝術家或知識社群迫害的事件,即便無法真正給予救援,至少可以快速的於國際主流社群之間進行集結,並回敬予來自國際媒體的壓力。

COVID-19疫情造成的負面效應之一,便是過去這種國際之間的支持/聯繫網絡被地方性的現實議題所分化。國際組織在疫情中顯得顢頇失能,各國政府轉以國內生存條件作為第一優先,而個別的知識分子及藝術工作者則忙著應付個人的防疫作戰。在此情境之下,許多開發中國家原本蠢蠢欲動的軍閥、野心家變開始肆無忌憚地公開打出反對前疫情時代全球主流價值的險棋。緬甸在此波疫情影響之下,便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原本遲至2020年初,還是全球當代藝術新星的緬甸,一夕之間風雲變色。不僅有詩人、知識地分子遇害,許多原本駐紮於仰光的外國藝文工作者也被迫於內戰的亂局之中撤守崗位。

緬甸軍政府發動政變後,民間發動「緬甸為自由的藝術」以「三指」作為標籤(#Threefingers),邀集全球藝術創作響應。(擷取自Art for Freedom Myanmar)

由於筆者平日工作的項目多是接觸開發中國家的藝文工作者,在2020年中時,大家還可以討論抗疫的心得以及如何使用線上平台進行工作的推動。但當時序進入到2021年時,已有越來越多朋友必須要克服原比疫情還要險峻的危機。筆者原本於年初向一位正於歐陸留學的衣索比亞學者邀稿,但該學者的家鄉因衣索比亞內戰而重創,決定返鄉處理後事的他在此之後就音訊全無。戰爭的雲霧正肆無忌憚地朝向各方湧現,除了台灣幾乎每天都有大量中國軍機前來騷擾之外,被視為以色列當代藝術中心的特拉維夫(Tel Aviv)也於五月份遭遇到來自哈瑪斯(Hamas)武裝組織的襲擊,郊區遭受到火箭彈的攻擊。也因此,疫苗覆蓋率已達到安全標準的以色列似乎並無法立即回到過去承平時期的藝術活動氣氛之中,緊接著就要迎接下一波的戰火。


除了區域衝突之外,更令筆者憂心的是全球經濟的動盪:隨著疫情的影響及美國嘗試推動大型建設,美元的過量發行也勢必造成近未來的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的匯率及通膨波動,不僅對於藝術市場的交易面會造成影響之外,更可能會改變現有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經濟生活。

十日談的世界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文學《十日談》(Decameron),其背景便是黑死病肆虐時期的佛羅倫斯,十位家境優渥的少男少女決定逃至郊區別墅避疫。無聊閒暇之時,大家便透過講述各種民間傳奇故事來打發時間。越南在過去一年的發展狀態,似乎也有點神似《十日談》書中的世界。隨著歐美疫情肆虐,許多海外越裔藝術家或越南旅外藝術家大量「返國」,定居於胡志明市等國際化城市,為越南文化圈帶來新氣息。而同時,原本聚集於胡志明市及河內的藝術家,則紛紛「下鄉」,疏散到會安(Hoi Anh)等地逃離一線城市反覆的疫情和房價壓力。

和筆者長期熟識的越南策展人阮如輝(Nguyen Nhu Huy)則選擇於風景如畫的殖民時期度假勝地大叻(Da Lat)的郊區建造其私人藝術村兼別墅,不時邀請藝術圈友人於此長居、駐足並舉辦活動。在訪談中阮如輝表示:「這次的疫情表明了大型的機構無法應對劇變,越南沒有這個問題,因為越南的正式機構根本還沒開業,所以也不會有閉館或衝擊的疑慮。」確實,筆者早期接觸越南藝術圈時,所謂的藝術圈不外乎是幾個朋友每天定期在咖啡廳的一角見面,或隨興舉辦一些非正式的活動。阮如輝表示這次COVID-19疫情所要挑戰的,其實就是資本主義邏輯所建立的專業化制度。他熱切的跟我介紹他所謂的「素人」哲學:素人在拉丁文字源中與「愛」(amor)同源,意味著因為熱愛而從事某件事情。

阮如輝於疫前就開始籌備的大叻山中藝術村,邀請越南建築師設計,在疫情爆發後剛好成為藝術家們短期避疫的好去處。(©Nguyen Nhu Huy)

換句話說,讓藝文活動自然的和生活環境融為一體,維持某種生活的想像而非機構式中企圖建構公眾機制,或許是大疫期間或疫後時代的某種另類選擇。阮如輝口中某種近似於《十日談》世界中此種逃逸的態度,或許對於現狀的膠著無解,但確實提供藝文工作者某種創作及生活上的出口。

試著尋找出路

並非每個人的策略都如同阮如輝如此豁達,近年來負責營運印尼日惹雙年展(Jogja Biennale)的Alia Swastika則表示喜憂參半。喜的是因為疫情促使政府出動緊急資金投入包括東爪哇在內的區域建設及活動,也因此,預計於今年開幕的日惹雙年展反而獲得比起往年還要多的政府補助。憂的是疫情確實對於印尼的藝術生態造成直接的衝擊,多數藝術家往往都是仰賴藝術圈之外的工作(廣告案、婚攝、甚至打零工等)來維持生計及其創作生活。在疫情籠罩之下,以往印尼藝術圈習以為常的打工維持創作的生活模式造受到嚴重干擾,多數藝術家的基本生計皆已陷入困境。但即便如此,兩年一度的日惹雙年展似乎依舊會如期舉辦;對筆者而言,這其實蘊含了第三世界在困境中依舊持續努力於文化生產的象徵。

2021年日惹雙年展目前預計如期舉辦,圖為2019年日惹雙年展現場,峇里島藝術家Citra Sasmita爬梳長輩口中從未被書寫下來的故事,而創作的作品。(葉佳蓉提供)

蒙古亦有類似的困境:蒙古策展人Gantuya Badamgarav也提到許多依靠副業生活的藝術家,其生計皆已陷入困難。蒙古原本和台灣、越南並列亞洲防疫資優生,但在人民自行鬆懈之後所爆發的疫情,卻一發不可收拾。筆者認識的一位藝術家便在疫情爆發後躲至曠野,僅每月需補充物資時才會返回市區。

Gantuya表示,這場疫情映照了人類的貪婪,也讓她反省很多。因此她決定把她所經營的商業畫廊無限期關閉,直到疫情徹底結束為止。因為疫情而多出許多時間思考和重整過去的工作,策展人也意識到藝術還能協助什麼?於是Gantuya便和紅十字會合作,介入烏蘭巴托貧民區Ger的街廓改造工程,希望多少可以透過視覺藝術改善貧民區的生活空間。Gantuya表示其實她很喜歡長期待在家中,讓她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冥想和探詢內在的處境。

可見的未來

從上述的諸多例子,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疫情本身所造成的經濟問題或疫後世界將面臨的社會動盪,都已經不太可能讓我們回到過去歌舞昇平的繁華時代。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座更加艱困、無情的世界,但在面對此壓力之下,究竟藝術工作者的角色該何去何從?
可以想見的,類似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聯邦藝術計畫」(Federal Art Project)會再次重出江湖,以各種形式在各國的官方及民間實踐。疫情摧殘後的經濟及社會動盪,最後往往會催生大政府主義式的公共計畫,而此時早已失業的藝術社群也往往可能被政府收編作為社區發展的環節之一。當然除了這種「新政」式的政府計畫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在動盪的世界中,總是有少數幾個國家因為掌握地理或貿易上的優勢,而成為例外世界的樂土。不論是中世紀的威尼斯或是戰後的巴西皆是如此,巴西的藝術收藏及當代藝術基礎建設,便是趁著戰後歐洲一片愁雲慘霧之時,低價進場大肆收購歐洲的重要收藏。

隨著台灣經濟持續發展,台幣購買力節節攀升,只要台灣沒有被當下這波疫情擠垮;實際上台灣的機構及收藏家更應該趁此時機學習戰後巴西,開始規劃具備全球視角的收藏戰略。中世紀的黑死病雖然對歐陸社會造成嚴重打擊,但也造就了威尼斯及義大利諸城邦的疫後文明。我們所耳熟能詳的文藝復興,其實是一段充滿征戰、衝突,卻又文明璀璨、天才輩出的時代。希望20年後的我們,也會覺得疫前世界的太平盛世及其藝術產出,是十分無聊乏味的

高森信男( 52篇 )

策展人、「奧賽德工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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