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起兮，藝壇飛揚

拜師入大風堂，有其規矩禮數，得鄭重昭告。大千說：「最起碼要兩位我信得過的朋友作推薦人，我等於是要介紹人負責，一方面是此人確實是繪畫的可造之才，品格可以信託。如果我接受，然後再經過遞門生帖子及磕頭拜師的大禮，就是我的門生了。說簡單很簡單，說不簡單也就不簡單！」門生帖是以紅柬帖或紅紙寫上三代身家，也就是寫上學生自己的姓名、籍貫、出生年月日、時辰和父親、祖父名字。而拜師儀式完成後，門生將宴請大千及在場賓客作為拜師酒。而大千雲遊四方時，便有了李秋君這位拜師委託人，李秋君可代為全權負責，大千曾說：「收門生，拜了她，就算數！」孫家勤入門則是向張目寒、臺靜農二人磕頭，並非大千本人不在就少了禮數。大千重視師生倫理：「我們大風堂是講規矩的，門生態度要恭敬，老師在，沒有學生坐的道理；除非我要他們坐，老師與朋友談天，學生也不能在場聽的；除非我允許。老師更沒有與學生握手的道理。年長的，我們視為兄弟，年幼的我視同子侄，只要用心，我總是盡量指點。」據說曾有位在考核中的學生，不小心問了句：「海參有什麼好吃的？」大千不高興，覺得連吃都不懂的人，怎會懂藝術，堅決不肯收為弟子。又據匡仲英記憶，大千畫室賓客、學生者眾，但教學時很嚴格，有一次一位同學筆拿得不對，大千直接就說：「我看你不要再做這一行囉。」因此，有些學生就被嚇得站離老師遠遠的。最常態的學習就是看大千作畫，若是沒認真看，大千會說：「我畫的時候，你們不用功，不來看。」

今日可考的大風堂開門弟子，為1921年在上海入門的陸元鼎。其次，為1925年於上海入門的吳子京。1931年，張善子、張大千和門生張旭明、慕凌飛、吳子京同遊黃山；對日抗戰爆發時，張家撤離將網師園中最愛的虎兒託付與吳子京，可見對其信任。因緣巧合，吳子京與張善子同在1940年過世。第三位學生，是大千1926年在上海所收的胡若思，時年方九歲，14歲隨師赴日，後來經日本友人鼓勵下在東京開了畫展。所展出的40、50幅畫作，皆是在大千指導下於旅途中趕製而出，最終畫展極為成功，並被媒體譽為神童。大千在上海、成都、北平所收門生日眾，1948年3月28日於成都「大風堂同門會」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今日我國畫之前途，應由莘莘學子各盡所長，群策群力以開拓廣闊之領域。要為整個漢畫之宏偉成就計，不能如前人之孜孜矻矻僅為一己之成名而已也。其於藝術所樹目標、範圍，亦自與前人不可同日而語。故於從師之外，尤重同學之間相與切磋，共同鑽研，所謂良師益友並重可知。」1948年5月10日，在成都的門人前來向大千拜壽。席間，大千談及在各處收徒的情況，有人建議，大風堂同門很多，若能有個名錄，較為方便且能加強聯繫。大千欣然同意，於是便請門生蕭建初、巢章甫、陳從周負責。由張大千親自主持、審定、題署，10月8至13日在上海中國畫苑舉辦的「大風堂同門畫展」，參展者達61位，畫作有124幅，目錄中可見董天野〈仿漠高窟唐人觀音〉、張心一〈仿敦煌觀音〉、陳從周〈仿石濤溪亭逸士圖〉、謝天民〈仿趙子昂九歌〉、蕭允中〈覓句圖〉、劉力上〈停琴聽阮〉，由畫名可判讀其弟子筆下作品多數源自張大千畫稿，此展是為大風堂標誌性意義的展覽。10月下旬，門生編錄的《大風堂同門錄》交給大千審定，共錄有弟子86人，男弟子61人，女弟子25人，二哥善子因過世早其弟子僅約十人。大風堂的門人，有張家兄弟姊妹同門（張心智、張心瑞、張心一、張心玉）、張家子侄同門（張心智、張心一、張心玉、張心德、張心銘）、夫婦同門（蕭建初與張心瑞、劉力上與俞致貞、李方白與宋繼美、唐鴻與馮璧池、張師鄭與王旦旦）、父子同門（唐灝瀾與唐鴻、王漢翹與王文卓）、兄弟同門（丁瑞祺、丁翰源）、姊妹同門（郁慕貞、郁慕潔、郁慕娟、郁慕雲、郁慕蓮），血緣親屬關係加強了聯繫間的穩固性。

「大風堂」是張大千和二哥張善子合用的堂號。此名由來，有著一段精彩的畫藝故事。約1920年代中晚期，張大千客居上海西門路西城里，一日畫商拿著一張古畫到張府兜售，大千一看，原來是本家明朝張大風〈諸葛武侯出師表圖〉，喜愛不已，唯對方索價太高，便只能作罷。不久，大千在展覽場上看到此畫，請人拍照，然而大千造假之名早已傳遍藝文圈，藏主見狀馬上阻止，並取出底片。第二天，大千帶上門生胡若思前往觀畫，並請胡若思在展廳不顯眼處，以暗藏的紙筆作速記草圖。大千則是站畫前，細細觀摩，默記筆墨。而後，大千找了張明朝舊紙仿作一張，並命裱匠作舊，連夜將畫送至展廳。真假難辨的二畫同時現身，藏主一看，新掛上者似乎更在原畫之上，大驚失色，只得削價出售，大千最終以不到一半的價格購藏。大千喜獲墨寶，起了「大風堂」之名，二哥張善子亦喜此名，朋輩間知聞此事，遂將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改作「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畫卷兮歸髯張」以為笑謔，「大風堂」也打響了名聲。

何以經張大千審定的《大風堂同門錄》，錄有病歿的吳子京，卻沒有胡若思？1937年，張大千在北平因揭露日軍姦殺擄掠等罪行，被日本憲兵扣押軟禁，一星期後親日的《興中報》刊登了「張大千因侮辱皇軍，已被槍斃」新聞，北平城裡鬧得沸沸揚揚，這消息也就輾轉傳回上海。沒多久，隔年上海有了「張大千遺作展」，並在報上登廣告，參觀、購買者蜂擁而至，百幅作品搶購一空。此事內幕張大千很快就知道了，他說：「我有個不成材的學生，此時在上海居然為張大千開遺作展了！他知道我的習慣，每展一百張，他也造了我一百張假畫，冒充張大千遇難前的遺作，展出就被搶購一空，此人後來被大風堂的門人聲討，公意把他逐出大風堂，引起大家公憤，說他造老師的假畫已經罪過了，居然還說老師死了，趁此賺錢更是可惡！此人叫胡儼，胡若思。」

當年幫助大千鉤摹張大風〈諸葛武侯出師表圖〉大大有功的胡若思，也就被逐出師門。試想若沒有幾分功力，如何能造假張大千畫作。雖說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但確實也與大千的教學法有關，若有天賦且用功，薰習既久，畫風亂真亦不足為奇。據胡若思回憶，大千教畫一開始就讓他採用對臨的方式，把原畫掛起來，先是縮小原作臨摹，再來是放大原作臨摹，第三步才是按原作大小對臨，以能與原作絲毫不差為準。這樣反覆的學習過程，一來訓練眼力，二來能更熟悉掌握筆墨特色。大千強調勾勒臨摹的重要性，在對謝家孝訪談時說：「只我個人的經驗，也是我的學習歷程來說，要想畫出成績來，首重鉤勒，次重寫生，其次才能談到寫意。」這自我的實踐經驗與心得，也就成為大千指導學生的準則，他在成都「大風堂同門會」成立時說：「余於學畫，提倡練習勾畫者，因古人用筆常於微細處見精神，學者每不易驟得。唐人學書，採用雙勾法，使學者於點畫游絲微細處俱不得放過。作畫亦然。吾人每見佳畫，長於細勾之後，發現自己未到之處；或在觀賞古畫時，目為平凡之作，鉤後使悟其精妙者，是不可知也。」

伏文彥回憶當時在上海學畫的情形：「有時候老師來上海，為避免來客太多，就不公開露面，通知我們幾個同學到馬當路278弄17號（老師在滬故居）。老師把四川同門勾描的工筆人物、花鳥和山水的粉本分發給我們勾描，有仿古的，也有老師創作的。勾畫的目的是學老師的筆法，勾下後可以細緻觀察，這樣才能深入體會到老師的畫境、畫理，而不是膚淺地看過就算。我臨摹過老師的作品〈文會圖〉、〈蕭翼賺蘭亭序圖〉、〈貴妃上馬圖〉、〈天竺舞女圖〉等，甚至他收藏的古畫。有些是小畫室裡勾的，有些是經老師許可借回家勾的，常常畫到凌晨三點鐘。三年工夫跟老師勾稿幾十張。老師有時候借別人的一張古畫，讓我臨摹一張一模一樣，存稿用。記得一次他借來唐代周昉的手卷〈調琴啜茗圖〉和另一幅明清時期根據〈麻姑仙壇記〉文意畫的無款仕女圖讓我臨摹，然後根據原畫設色。這可不容易，畫面太暗都要用玻璃紙印在上面勾描。」追隨張大千時間跨度長達47載的孫雲生，在晚年病重之際，口述後出版為《絕美的生命交集—孫雲生與張大千》，書中公開其收藏的張大千粉本。《絕美的生命交集》為序冊，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集為「大風堂叢書」陸續出版張大千之仕女、高士、敦煌、花鳥、山水共六冊。

張大千託付給孫雲生的粉本近千件，包羅萬象，含括各種題材、各種年代、各古代名家之作，且具許多大千經典之作，可知大千先生透過臨摹諸多畫作孜孜矻矻學習，亦花費許多功夫在線條的勾勒練習，方能萬物富於胸中，腕底如有神，他曾多次對孫雲生說：「雲生呀，每一次作畫完成後，看了滿意，便懶得再搭理，因為作品在創作之際才屬於自己，完成後便屬於別人的了。至於粉本或鉤本，永遠屬於自己，我這一輩子畫畫，最重要的財產還是這一些粉本。以後要交給你，你應該好好收藏。」張大千致孫雲生信：「這些粉本和勾本，對一般的人來說，可能一點用處沒有，有些人還嫌它太浪費空間，一股腦兒地想將它丟棄呢。其實要真正研究我的學畫進程，真正透徹大風堂的美術領域，只有從粉本中去了解最為完整。我一直視你為大風堂惟一完整傳承的弟子，對於一些畫作的價值，並不在畫本身，而在創作本身，我所教給你的繪畫觀念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如果要說有形的對象的話，那些古字畫、我本身的畫作只能說是有價的，而這些我從開始學畫至今的粉本，才是無價的。我把這些留給你，定能體會到它的意義。」孫雲生所藏大千粉本為規模最大、最完整者，其餘則以敦煌摹本散見藏於各大博物館，不論粉本或摹本市面流傳稀罕，又因學生鉤摹學習，不盡然完全是大千之作，因此不少作品水準高低落差甚大。中國嘉德2004年秋拍，張大千1943年作〈敦煌壁畫粉本〉，其上具門生劉力上、曹大鐵、何海霞題識，近300件拍品中百萬估價者僅三件，估價人民幣100萬元的此作在當時為極高估價，雖引起市場震撼，但卻未能成交。

囿於歷史因素，張大千早年在中國所收的門生，其學習畫風幾乎只能從大千早、中期作品切入，維持著較為傳統的面目。大千後來發展出的潑墨潑彩風格，孫雲生憶述：「早在1955年我遷居八德園的時候，大千先生就已經著手試驗潑墨潑彩的效果了。在只有我和他單獨在畫室的時候，他會一一指點我如何給宣紙上膠礬水，如何用手指試摸上了膠礬水後的宣紙之觸感，來斷定潑墨潑彩的效果。」能有緣經大千指點潑墨潑彩風格者，匡仲英說：「張老師這麼多學生，他就教過兩個學生潑墨潑彩，一個是孫雲生，已經過世，一個就是我……記得張群70歲做壽，張老師從國外寄來一張潑墨潑彩山水作為禮物，因為顏色太厚，寄的過程中掉了一塊。半夜12點他們（同門）敲我家的門，說老師要我把那張潑墨潑彩補上。後來老師來台灣看這張畫，補在哪裡他自己都找不出來。有時候老師要給親家寫拜年信，也讓我代筆。這也是外面有人說『匡仲英作假畫』的原因，都是老師讓我寫和畫的。」這一段話，牽涉到所謂的「代筆」、「作假畫」問題。早年大千應單不暇，就曾有胡若思代筆的狀況；而何海霞亦在晚年和友人相談時，翻閱大千畫冊，說哪張是其代筆的，哪張是俞致貞代筆的。大千在世時，鬧得罪沸沸揚揚的造假一事，除了「張大千遺作展」，就屬1982年蘇富比拍賣〈文會圖〉事件了，大千召開記者會說明上拍品為贗品，當時被外界認為的造假者孫雲生特於《絕美的生命交集》中說明來龍去脈，此畫其實為大千真蹟，以澄清外界誤會。大千的假畫早在1945年時已充斥市面，為此大千還特地開畫展以正視聽，時至今日更是不乏名款為張大千的作品。資深作家包立民評：「張大千早期畫風（1920、30年代）的承繼者是胡若思；中期畫風（1930、40年代）的逼肖者是何海霞；中晚期畫風的肖似者則是孫雲生。」匡仲英書法最得大千神髓，也曾代筆。觀畫審讀不妨可做為參考。

張大千離開中國後陸續於海外巴西、台灣、香港、日本、美國等地收學生，少說有20多位，《大風堂同門錄》於1948年後幾經增補出版，汪毅、孫雲生和林建同都曾統計過，無怪乎葉淺予言：「大風門下士，畫蹟遍寰中」。現估計大風堂門生至少百位以上，何海霞、田世光、俞致貞、劉力上、胡爽庵、黃獨峰、慕凌飛、曹大鐵、謝伯子、孫雲生、孫家勤、匡仲英、方召麐等諸多人更是成為海內外的著名畫家。大風堂門生眾多，2015年香港嘉德秋拍「大風法脈─大風堂師友門生翰墨聚珍」為難得以「大風堂」梳理的專題拍賣，其中囊括有門人曹大鐵、何海霞、胡若思、麋耕雲、張玉、張旭明、蕭建初、趙蘊玉、匡仲英、孫家勤、孫雲生、陶壽伯之作。大風堂門人相繼拜入，時間跨度長，從1920年代開始，迄今仍活躍於畫壇並可綿延數十年的最後一位門人止，竟達一世紀。據汪毅編著的《大風堂的世界》中的不完全統計，遍布海內外的大風堂再傳弟子多達380餘人，開枝散葉，薪傳不斷，畫壇影響力深遠。在台灣以孫雲生、孫家勤的門人為多，尤以孫家勤為最多，孫雲生、孫家勤弟子游三輝已受到兩岸關注，孫家勤門生的姜義才則是孜孜矻矻更為年輕的一代，孫家勤曾對他說：「人生最難得的是得一知己，在我暮年能遇志道相同的青年，更難得的是他與我理念方面的相互了解，使我能完成我師大千居士的意願，讓大風堂的藝術觀念得以延續……」大風堂的命脈，一代傳承一代，實可謂近代繪畫史上第一大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