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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會之盛:乾隆朝的職貢圖像與貢馬活動

王會之盛:乾隆朝的職貢圖像與貢馬活動

乾隆年間貢馬來源多樣化,貢馬圖像異常豐富,連皇清職貢圖也記錄了貢馬。除了職貢成員所進,更多的是內部成員,而且職貢者的身分性質也產生變化,基本上是從職貢外邦向藩部之內部成員轉移。 乾隆年間的貢馬圖也有從巨軸到長卷形式的變化,變化的轉折點正是描繪當時還是職貢身分的準噶爾蒙古。在貢馬圖以十駿、八駿或以國別為對象,如此成組成套,再以多語種命名,或巨軸、或長卷、或冊頁等形式的組裝過程中,來貢者身分性質的差異性似乎被刻意淡化,境內邊民、境外屬邦,及皇室親貴、官員,都以劃一規制的圖像語彙,為朝廷所運用。或可說傳統的職貢概念也被轉化了。
傳統職貢主題之作品,向來著重描繪外邦蕃客形象,結合多樣化之奇珍貢物,尤其是職貢圖式畫作,除了是流行許久的畫史題材,也可做為提供理解傳統中外、內外關係,乃至於各代政權如何自我定位的重要線索。乾隆朝動員龐大資源繪製多種版本「皇清職貢圖」,據研究成果可知,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751-1761)是主要的製作起迄時間,其成果描繪族群人物超過300組,各組均有圖像和圖說,手筆可謂空前絕後。而由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1708-1780)等宮廷傳教士畫家繪製的各種「貢馬圖」,也無疑是當時最突出而重要的職貢圖像主題。(註1)從當時如何利用貢馬及其圖像來彰顯朝廷與外邦、君臣之間的良好互動,不失為一個有效理解的角度。此外,這些紀實性質的圖像也能傳達滿洲尚武傳統精神,以及皇朝武功的不世成就。
乾隆朝的職貢圖像與貢馬活動涉及的面向十分廣泛,無法以此文一次討論完全,故僅就乾隆年間以郎世寧《十駿圖》為代表的貢馬圖重要特徵,特別是進貢者與所謂職貢身分的關係;並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謝遂《職貢圖》為圖例,探討「皇清職貢圖」圖說所載廣義的貢馬活動,論究清代貢馬活動及圖像的創新特色。
貢馬來源與貢馬圖
清代的貢馬來源廣泛,進貢者的身分有必要進一步釐清。事實上,貢馬者大都不是外國或邊民,而是以王公親貴和官員等內部成員為主──亦即,清代的貢馬圖不可全以職貢主題一概視之。尤其蒙古親貴們屬於「藩部」系統成員,不是外國,也並非山野邊民,如同「八旗」成員,他們都不會出現在「皇清職貢圖」裡面。 比較特殊的是《職貢圖》裡的「伊犁地區之蒙古台吉」。「台吉」為蒙古貴族的一種爵位,而伊犁地區原是「厄魯特部落」,亦即準噶爾汗國的部眾。在乾隆二十年(1755)進征之前,準噶爾也曾貢馬,但圖說已不顯示準噶爾之名,僅稱作「伊犁地區」。另一支蒙古部族「土爾扈特部」也曾貢馬,乾隆三十六年(1771)自俄國境內遷回新疆北部,也載入《職貢圖》。(註2)此二部的性質在被征服及歸附之後,理應屬於藩部體系,而蒙古藩部本不應列入職貢之列,二者之於「皇清職貢圖」體系究竟有何作用尚待進一步研究,此複雜問題雖不能在此細述,但此二部之貢馬在乾隆年間貢馬圖的角色,尚不難掌握,這對於理解整體乾隆朝的貢馬圖像及貢馬活動也是極其重要的視角。
清謝遂《職貢圖(一)》卷「伊犁地區台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謝遂《職貢圖(一)》卷「土爾扈特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尚武勇駿:滿蒙親貴進獻給皇帝的禮物
無論是哪一種來源的貢馬,以貢馬為主題的畫作,主要還是從乾隆年間開始。清代最早、最具知名度的貢馬圖,當屬郎世寧《十駿圖》系列。《十駿圖》有前、後二套,各十巨軸。據《石渠寶笈初編(御書房)》著錄所示,《前十駿圖》完成於乾隆八年(1742),這些各有嘉名的駿馬全部來自蒙古王公親貴,其性質是「內部成員」進獻給皇帝的禮物,其來源並沒有任何的外藩屬國來貢,全都不屬職貢之馬。十駿中有三駿來自早已和清朝皇族建立姻親關係的「漠南蒙古」,分別是翁牛特貝勒彭蘇克進「奔霄驄」、科爾沁王公達爾馬達杜進「雲駛」、科爾沁郡王諾門額爾龢圖進「雪點雕」;其餘七駿則均來自「漠北蒙古」喀爾喀部,包括親王策楞進「霹靂驤」、親王德欽札布進「赤花鷹」、郡王多爾濟札爾進「萬吉驦」、郡王澄文札布進「闞虎騮」、喀爾喀蒙古札薩克圖汗部的分支和托輝特部貝勒誠溫札布進獻「自在驈」、「英驥子」。喀爾喀蒙古在17世紀康熙年間(1662-1722)還曾是「累世職貢不絕」的外邦性質,後來清朝宣稱「我皇上俯視天下萬國為一體,其職貢之國,凡有困廹來投者,無不受而養之」,介入調停準噶爾汗國(當時清朝稱作厄魯特)與喀爾喀之間的戰爭,戰爭結果之一是喀爾喀內附,成為清朝藩部。
經由幾近真馬比例的寫實技法,駿馬的真實毛色和性格,才有傳達的可能。而《前十駿圖》顯示的駿馬以多語種命名,更開啟清代貢馬圖的重要特色,滿蒙文實義也不見得和漢文相同。除了表現毛色特徵,還極力凸顯駿馬亦有快捷勇武的性格,例如:「雪點雕」是一匹似接白雕的銀鬃花馬;「霹靂驤」似是快速如鷹的紅白馬;「雲駛」似是虎斑雕的花馬;「赤花鷹」似是蘆花鷹的花馬;「英驥子」則似可靠又強壯的游隼,都以猛禽命名。其餘「闞虎騮」、「獅子玉」直接以猛獸命名。再者「自在驈」之自在,意為永恆地安逸閑適;「萬吉驦」是最受乾隆肯定的駿馬,曾在大閱重典中騎乘,萬吉之吉乃祥瑞之義,其名可彰顯駿馬的德性。而從《前十駿圖》相關詩文,亦可體現乾隆皇帝以蒙古良馬展現滿蒙一家親,以及滿洲尚武精神之實踐。
清郎世寧《十駿圖 赤花鷹》,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馴良歸附:從外邦轉變為藩部的族眾
大約五年之後,貢馬圖像才轉移到描繪外邦職貢之馬。而此階段唯一受到重視的外邦,正是和清朝長期抗爭的準噶爾蒙古。乾隆十三年(748),郎世寧完成表現貢馬儀式的《準噶爾貢馬圖》卷,其中的駿馬名為「如意驄」;同時還畫成了乾隆八年準噶爾蒙古台吉噶爾丹策凌、策旺多爾濟那木扎爾所進獻的《如意驄》、《紅玉座》、《大宛騮》三巨軸。進獻五年後才完成貢馬圖,且「如意驄」還同時以長卷及巨軸兩種形式呈現,顯然是十分奇特的圖像製作,可見準噶爾作為職貢成員,其地位重要性被大幅提高,或許也反映變化中的兩國關係。
清郎世寧《準噶爾貢馬圖》,巴黎布朗利碼頭博物館藏。© musée du quai Branly
清郎世寧《十駿圖 如意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更特別的是進獻29年後,艾啟蒙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再畫出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當年進獻的「踣鐵騮」──當年實是職貢之馬,而此時該部族眾已非獨立的外邦,而是藩部成員。同時,艾啟蒙也完成由藩部蒙古及八旗親貴大臣所進另五駿巨軸,分別是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進《勝吉驄》、喀爾喀貝勒納木扎爾策蘇楞進《錦雲騅》、阿爾泰烏梁海總管塔斯哈進《馴吉騮》、內大臣班第進《佶閑騮》、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進《良吉黃》。次年,艾啟蒙再繪土爾扈特郡王策伯克多爾濟進《寶吉騮》。如此一來,繼郎世寧的準噶爾三駿巨軸之後,又接續完成十駿十軸之數,是為《後十駿圖》。從《後十駿圖》的駿馬命名來看,其中似乎有個共同主題,強調福壽吉祥及溫馴德性,重點不同於前十駿。而壓軸的「寶吉騮」,艾啟蒙還特別另繪一軸,添加柏樹、蒲公英等多彩花木背景及御製詩文,彰顯土爾扈特部前來歸附、來貢此駿的重要性。
相較於《前十駿圖》大量的喀爾喀蒙古貢馬,《後十駿圖》內則有大量的職貢成員,準噶爾部和土爾扈特部貢馬占了半數。此舉也展示職貢外邦可往藩部(授予王公爵位、分封牧地)成員移動,一種由外而內的變動歷程。
清艾啟蒙《後十駿圖 寶吉騮》,圖版引自《清代宮廷繪畫》。(林士鉉提供)
清艾啟蒙《寶吉騮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西來寶馬:清廷與西域的職貢關係
乾隆二十年以後,當時所謂平定準噶爾部、回部、廓爾喀各次戰役,哈薩克、愛烏罕(今稱阿富汗)等「西域」外邦屬國正式和清朝建立職貢關係,他們全都成為「皇清職貢圖」的成員,其貢馬同樣特別賜名並繪製貢馬圖,郎世寧《(哈薩克)八駿圖》卷、《拔達山八駿圖》卷、《愛烏罕四駿》卷,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1735-1813)、潘廷章(Giuseppe Panzi,1734-1812)《廓爾喀所貢象馬圖》卷,以及艾啟蒙《八駿圖》八巨軸等,均是此時期陸續繪製。
清郎世寧《愛烏罕四駿》之「超洱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郎世寧《愛烏罕四駿》之「徠遠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郎世寧《愛烏罕四駿》之「月窟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郎世寧《愛烏罕四駿》之「凌崑白」,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雖郎世寧《(哈薩克)八駿圖》卷、《拔達山八駿圖》卷目前似不存世,但據《石渠寶笈續編》說明,畫中特別以滿文、漢文標注其名,可見始於郎世寧《十駿圖》系列的多語種馬名呈現形式仍被沿襲,成為清宮貢馬圖表現紀實性的重要元素;而《愛烏罕四駿》的駿馬名號及尺寸更以滿蒙漢回四語標注。值得注意的是,《(哈薩克)八駿圖》和《愛烏罕四駿》所載的十二匹駿馬,其命名史無前例地被公告為國訂的新辭彙,並寫入官方編纂的多語種字典如《御製增訂清文鑑》、《五體清文鑑》等。哈薩克在當時被視為是古代的「大宛」,其良馬有汗血馬之譽,西漢武帝曾發兵攻打,後世對大宛國及其寶馬的歷史記憶十分鮮明,故其貢馬也特別受到重視。而愛烏罕貢馬之舉,當時亦被大肆宣揚,全國各地督撫等官員皆繕摺具奏,恭賀國慶;且愛烏罕同樣地產良馬,具有諸回部成員「極西」之地標性質,故所貢四駿之賜名也同樣成為國訂辭彙。
艾啟蒙《八駿圖》現藏南京博物院,由八巨軸組成,風格一如《十駿圖》,其知名度雖不若郎世寧《十駿圖》系列,卻仍有新意可尋,如其馬匹數目由十駿到八駿,已反映某種復古取向。尤可注意的是,其進貢者相當多樣,包括哈薩克、愛烏罕、喀爾喀王公及郡王、準噶爾台吉、副都統等,正是集合了「西域外邦」、「藩部蒙古世僕」、「旗人官員」這三大群體,惟僅西域之外邦所貢方能合乎傳統意義的職貢。相較於前文述及《後十駿圖》繪製準噶爾貢馬的時間點,進貢者已歷經從最初的職貢性質轉為藩部地位的變化過程,艾啟蒙《八駿圖》可謂是正式將「性質不同卻能夠同時貢馬」的內外成員齊集一起的完整系列作品。此一特色,其實正如同皇清職貢圖所呈現的效果。
清高宗勅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林士鉉提供)
職貢之馬與皇清職貢圖
清代之前的職貢圖,連同貢馬圖在內,均著重在外邦外夷。但是皇清職貢圖除了將上述外邦屬國連同西域成員置於卷首,其後卷秩所示則均為大量的口外、海島及境內各省山野之邊民。為什麼皇清職貢圖要納入境內邊民,如此不同於過往的職貢圖?
據乾隆朝所編《歷代職官表》有關各代「禮部」的業務項目,明代禮部應辦理「諸朝貢接待給賜」等事項,「凡朝廷賜賚之典、各省土物之貢咸掌之」,已明確將內地、口外之邊民涵蓋在內。清代禮部「掌賓禮凡四夷朝貢之儀,館餼賜予之數,高下之等,封冊之命悉隸焉」,也確實執行明代對於境內邊民的職貢要求。
根據《清實錄》,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四日上諭被認為是正式進行大規模蒐集各種番民圖像的時間點,以宮中所發式樣,針對廣大西南、青藏地區,以及外邦屬國進行圖形記錄,諭旨以「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眾」為明確目標,但對於「外夷番眾」並沒有例舉對象範圍,似乎只是理所當然地附帶提及。顯然,原先的「番圖計畫」此時尚未料及,最後竟蒐羅共計70組規模龐大的外國和西域成員呈現於《職貢圖》第一卷,《職貢圖》之名也是後來才確定使用。
西北地區不少部落邊民歲貢馬匹,多因不能耕種輸糧米、草束之故,亦有折輸貢馬銀兩的彈性納貢辦法。例如:莊浪所轄華藏上札爾的等二十族番民,其中有名為色異等七族,仍住牧草地,每年進貢馬匹,折價補充當地營隊之額;武威所轄西脫巴等三族番民,其不能耕者,歲納馬十七匹;古浪縣所轄阿落等八族番民,歲貢馬十一匹;永昌縣所轄元旦等族番民,歲納馬六匹。以上番民當時多以「西番」稱之,在青海周邊一帶活動,官方設置土千戶。甘肅張掖一帶高臺縣黑番,亦係西藏喇嘛所屬,於縣屬之沿邊一帶住牧,每年貢馬二匹。高臺縣黃番,現稱為裕固族,康熙年間始每年貢馬二十三匹。(註4)
清謝遂《職貢圖(三)》卷「莊浪土千戶所轄華藏上札爾的等二十族番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謝遂《職貢圖(三)》卷「高臺縣番目扎勢敦等所轄黃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漳臘營轄口外番民,今歸入羌族,在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松潘縣一帶。鄰區之甲凹、鵲個、郎情、阿壩等處番民十二部落,以青稞為賦,並且折繳馬價;又有三種阿樹番民,其俗勇悍,馳馬射獵,亦習耕織;以及三種郭羅克番民,歲輸馬價一百餘兩。(註5)據《職貢圖》所載,阿樹亦同郭羅克之類,當時判斷為古代氐羌之後。今日青海黃河河源區之果洛藏族自治州,果洛之古稱亦有郭羅克。
再據清同治年間,西寧青海辦事大臣豫師奏報當時所轄「玉樹等番三十九族」應繳貢馬銀兩,及預擬支用等情,可知當時貢馬銀的收繳概況。當地向例每屆三年由西寧青海辦事大臣派令章京(武職或文書官員)前去會盟一次,於玉樹之寧理地方設立公所,傳集各處番目,辦理各族事宜。而繳納貢馬銀兩是於會盟之年呈交會監委代辦,再回西寧道衙門造冊,咨交西寧道庫備撥動用,由道轉經甘肅布政司衙門,再行報戶部。同治十一年(1872),曾收取該地番族貢馬銀五千二十五兩三錢三分。(註6)
清謝遂《職貢圖(三)》卷「漳臘營轄口外三郭羅克番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四川西昌一帶猓玀,有些已歸入彝族。建昌中營轄阿都沙馬猓玀,歲以馬匹為貢賦;建昌中左營轄祭祀田等處猓玀,知紡織,歲亦納糧、貢馬;越巂等營轄暖帶地方之西番、猓玀,折輸貢馬銀八兩;馬邊營轄蠻夷長官司夷人,位於四川宜賓市屏山縣境,今設馬邊彝族自治縣,三年貢馬一匹,以銀代之。大定府威寧州猓玀、黑猓玀,皆為貴州西北部彝族,地方產馬,亦喜畜馬,但夷民一體輸稅,並不另外貢馬。(註7)
清謝遂《職貢圖(四)》卷「大定府威寧州黑猓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川藏一帶邊民眾多,在四川瀘州境內的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民,現稱苗族,當時輸賦三百餘兩,每三年貢馬二匹。在四川理縣、天全縣境的泰寧協屬黎雅營轄木坪番民,現歸入藏族,當時歲貢馬四匹,豆五十石,俱折色交納。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阜和營轄革布什咱番民、綽思甲布番民,每三年折納馬價銀八兩;阜和營轄霍耳、章谷、孔撒等九土司俱於康熙年間平定西藏時歸化,多居山巔碉房,圖說雖沒有明確顯示應貢馬或折銀交納,卻圖形其馳馬射獵狀。(註8)
由上可知,「皇清職貢圖」除了記載外邦貢馬,也記錄各區邊地現稱為羌、藏、裕固、苗、等諸多群族的貢馬,及以交納貢馬銀兩的變通方式,可謂廣義的貢馬活動,如此將許多境外屬邦及境內邊民一體以貢馬連結。
清謝遂《職貢圖(三)》卷「永寧協右營屬九姓苗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清謝遂《職貢圖(三)》卷「阜和營轄霍耳章谷等處番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總之,乾隆年間貢馬來源多樣化,貢馬圖像異常豐富,連皇清職貢圖也記錄了貢馬。除了職貢成員所進,更多的是內部成員,而且職貢者的身分性質也產生過變化,特別是喀爾喀、準噶爾、土爾扈特等蒙古,基本上是從職貢外邦向藩部之內部成員轉移。
乾隆年間的貢馬圖也有從巨軸到長卷形式的變化,變化的轉折點正是描繪當時還是職貢身分的準噶爾蒙古。在貢馬圖以十駿、八駿或以國別為對象,如此成組成套,再以多語種命名,或巨軸、或長卷、或冊頁等形式的組裝過程中,這些貢馬及進貢者,無論是外邦或內部親貴,來貢者身分性質的差異性似乎被刻意淡化,境內邊民、境外屬邦,及皇室親貴、官員,都以劃一規制的圖像語彙,為朝廷所運用。或可說傳統的職貢概念也被轉化了。以巨軸貢馬圖圖式來說,郎世寧《十駿圖》(其實也包括其《十駿犬》軸)此階段著重表現以皇帝為代表的滿蒙一體的尚武精神;而乾隆十三年後,歷經20餘年才組成的《後十駿圖》著重準噶爾、土爾扈特等蒙古全部成為皇朝世僕。最後艾啟蒙《八駿圖》將外邦、藩部、親貴和官員的進獻同時全部納入,表現某種內外一體的意象。至於皇清職貢圖無論是卷本或寫本、刻本,也以廣義的貢馬行為廣泛串連諸多族群,將凡有貢馬活動的職貢者,均以文字圖說具體呈現。即使不是真正的貢馬,也可將貢馬轉化為貢馬銀兩,彈性調整納貢形式,更有圖像刻意呈現該族人騎乘馬匹,即使他們不交納貢馬及貢馬銀兩,只因其族性特徵。如此之觀察角度當可進一步理解職貢圖像在清代的變化與運用,也是不同過往的創新特色。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1996。
中國國家博物館、李澤奉、劉如仲編著《清代民族圖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清郎世寧《準噶爾貢馬圖》引用自巴黎布郎利碼頭博物館官網,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3日。
 
註釋:
註1:關於乾隆年間《皇清職貢圖》的製作以及西洋因素在這些圖像製作的重要角色,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頁1-76;〈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頁1-75。貢馬活動及貢馬之命名、圖像呈現,參見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頁51-108;〈玉質純素.隱有青文──記郎世寧畫十駿圖如意驄的繪事特色〉,《故宮文物月刊》第391期(2015),頁40-49。
註2:《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128-133、162-165。
註3:《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35,康熙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四日)。
註4:《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329、331、333、361、359;《清代民族圖志》,頁103。
註5:《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395、397、399;《清代民族圖志》,頁140。
註6:豫師《奏報派員赴玉樹番族辦理會盟事》,同治13年11月17日具奏,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硃批,文獻編號118100;《奏報本年玉樹等番三十九族會盟所收貢馬銀撥發為蒙古俸銀事(摺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硃批,文獻編號118101,《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7:《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409、411、421、441、599、601;《清代民族圖志》,頁157、160-161。
註8:《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437、453、463、465、467;《清代民族圖志》,頁171、122、137。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328期(2020年1月號)「職貢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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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士鉉( 1篇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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