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的美學是否是同一件事？
台北市政府在過年期間實施忠孝橋引道的拆除工作，使北門的風華重現，然所在地周邊凌亂的廣告招牌，更使市長柯文哲針對廣告招牌直言「最受不了的就是中華民國美學。」
忠孝橋引道拆除後使北門的風華重現，但也凸顯周邊凌亂的廣告招牌，成為台北市長柯文哲口中最受不了的「中華民國美學。」（攝影／林怡秀）
對於城市美學重要性的「有感」體悟，似乎在柯市長日本參訪之行後尤為明顯，其對於台北市容的施政方向便常引東京做為參照，如讚嘆東京車站標示清晰、車站與古蹟保存取得平衡等方式，非常值得台北市「學習」。北門的拆除，也成為北市府料理都市景觀的契機，過去台北市僅訂定廣告管理規定，但並無制定相關施行細則，目前規畫未來將以國定古蹟北門周邊做為都市景觀、招牌的示範點，制定相關符合台北市民情的細則，優先在忠孝西路、迪化街一帶實施，規範招牌視覺這個看似景觀針灸術的做法，是否能成為台北城市美學獲得救贖的一帖良藥？
專精於觀察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資深媒體人詹偉雄表示，對於北市府施政所欲實踐的都市美學，和藝文界人士所談的美學是否為同一件事感到高度的懷疑。他攤手緩緩的說：「我們先來搞清楚何謂『美』吧」，他以康德（Immanuel Kant）對美的詮釋展開訪談，「美是無法透過概念來把握的，那是內在一種激動的狀態，我們稱為美的悸動。」康德為何會在18到19世紀相交的年代談美，因當時都市化與工業文明造成人民財富的積累，也開始對文化產物與休憩有了需求，而後的藝術史歷經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到印象派的線性流變，「藝術家從過去僅再現美好事物的外在，轉變成慢慢透過事物再現自己的心靈狀態，物件存在的理由愈來愈模糊，在印象派是一個明顯的交接點，這個轉折後，藝術成為處理美的悸動和審美經驗。」人開始具有感受情感的能力，這才形成審美概念的出現，「那些在內在湧動無以名狀的狀態，便是美的誕生，然而台北市目前在談的城市美學、景觀，是在處理這個內在的悸動嗎？看來顯然不是。」
東京車站及周邊景觀，幾乎看不見任何招牌。（攝影／高愷珮）
台灣的「醜」歷史，從眾是美的社會的「罪」
在他看來台灣這個集體化的社會，追求所謂的「美」一直是個虛假的議題，「那些以美為名的事物，都是社會要求你從眾的價值標準，所以我們的美常都是不美的事物。」然而台灣的「醜」是有歷史的，2008年他曾在《聯合報》以〈製造業台灣：一部「醜」的精神史〉闡述台灣製造業的歷史即是「醜之台灣」的內在根源，環繞著工廠這一集體性組織而形成的生產過程中，工作者必須泯除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工廠為了達到最高效率，必須不帶感情地把人當成機器一樣看待，人們在這樣的生活下裝填著心理壓抑與創傷，也追尋著高快感的抒發宣洩氣口，因此各式恣意的擺布、過量的消費、炫耀物質最粗淺的象徵符號、或透過對物質不問意義的放肆支配等心態，構成台灣城市景觀直到今日如幽魂般，無法散去的醜鄙。
京都鴨川沿岸的小酒館次序的招牌。（攝影／李盈靜）
反觀日本都市景觀則具有一種嚴謹的秩序，可以在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清水模、隈研吾（Kengo Kuma）的木構等，看到一種非常乾淨、現代主義的特質，現代主義的視覺元素是愈來愈講究抽象化，呈現一種簡單但非常有力量的美感，並注重作品詮釋的留白，讓觀者能有從各自經驗去詮釋與感受的可能，而這樣的審美是日本民眾所接受的。回看台灣所有的都會景觀、視覺建設、公共藝術都非常具象化，「台灣人不會去選擇自己看不懂的東西，非常欠缺抽象審美的能力。」
因此他總認為台灣要談「美」是一個虛假的命題，「我們更應該問台灣社會裡的個人是否擁有美感悸動的能力？」台灣公部門每次設置與視覺有關的建設，僅在意人民看不看得懂，是否會引起爭議，所以最後留在公共場所的視覺常就是一個媚俗、安全、去抽象化的選擇。「在台灣所謂的美其實就是社會喜好，沒有經過康德所談的美，那樣個人身心的悸動，台灣的美是加入所處社群的價值判斷，這還原到18、19世紀是追求美的人最討厭的對象，他們稱為媚俗，跟大家一樣或是大家都同意，這是美的社會的『罪』，和美的定義是相悖的。」
京都老店一保堂門面。（攝影／林姿君）
人民面對視覺或藝術沒有審美悸動，僅是加入大眾審美的行列，對於眼前的事物無法描述也無話可說，因為審美經驗幾乎不存在台灣民眾的生活中，「因此當政治人物談美的時候，他們都是在談一個特定、俗豔的符號共識。我們僅要思考看到許多城市的市徽、公共建築，我們的靈魂有被清洗嗎？」
公共景觀系統如何趨近美
於詹偉雄的闡述，台灣無「美」的癥結是社會缺乏讓真實審美的體驗發生，然而當柯文哲宣布未來將規畫以國定古蹟北門周邊做為都市景觀、招牌的示範點，做為台北景觀規畫參照的日本，早於2003年便公布了「國家環境營造政策大綱」（美しい国づくり政策大綱），在日本各個城市都各自設有詳細的廣告招牌規範，招牌也一直是都市景觀營造計畫的重點項目。如在招牌規範上極為嚴格的京都，對於招牌的橫幅、廣告旗幟的大小、色彩等都有嚴格的規範和罰鍰條例，許多跨國企業即便有公司Logo識別的標準色，為了在京都開設據點在招牌與店面設計上，都不得不做些微調，也一定程度造成京都景觀上的協調感，景觀、環境規範是否能成為建立都市美學最基礎的可能？
日本奈良質感的招牌視覺設計。（攝影／牛俊強）
若從日前台北文創記憶中心的展覽切入談城市景觀，展覽一部分以字形演變的角度來審視台灣的招牌文化，如1950年鉛字印刷盛行的年代，招牌都有專門的師傅手工製作，從造型、字形、材料都有專門設計；然在電腦字形普及後，看板的製作時程變得非常快速，文字風景也逐漸均質化取代了招牌師傅各自較勁，眾聲喧嘩的看板年代也逐步淡去，展覽中也放置了台北延平北路招牌的演變，從過去手工感強烈的招牌，逐漸變成單一化的電腦字形招牌，這些過去凌亂的手工招牌是否也是台北市遺忘的美學？
詹偉雄則以為「死亡都會帶來美學悸動，過去的手工師傅的肉身死亡了，他們的印記也跟著死亡，這件事情到現在也許會在個人的心中產生美感悸動，但在那個仍是集體化的時代，他們仍是在製造從眾和媚俗的商品，如何處理不能更動的事物，合乎情意的安排才是美學的處理，並非古老師傅的手工就是美。」
京都咖啡店門面。（攝影／林姿君）
他表示美絕對無法僅用標準化的東西去框架而達到，這些景觀或視覺體系的規範是關乎效率、管理，而非關於美的悸動，「都市的公共設計通常不會有太美的成分，都會注重效率與功能性，很多設計工作室設計最好的案例很少會是大眾的識別系統。」那麼，公共景觀系統僅有棄「美」的選項嗎？
訪談提到設計師馮宇在農曆春節過後，為高鐵車票重新設計的車票，他重新為車票資訊做出合理的「配置」，這的確為大眾識別系統的需求提供出清晰的參照，「馮宇的車票不是在示範更漂亮，而是至少更好用，是在示範公共需求的機能性，也是在示範現代主義信仰這件事，是能夠減少壓力的功能性，是創造符合人需求感性的理性。」也許要在標準化規範下達到美，是一件永遠難以企及的妄念，然而如何使這些散落在城市外在的視覺有更體貼人性、舒緩資訊閱讀壓力的思考，的確可成為未來都市視覺系統規範可參照的方向。
日本商店街統一規範的招牌街景。（攝影／李盈靜）
細緻的都市料理架構下產生的審美
料理一直是個動詞。
詹偉雄以1992年為出版《迫力的東京》採訪東京的設計師、政府官員等經驗為例，其中有一篇訪談在採訪多摩新市鎮，當時的東京是經濟實力最強的時候，但是東京的都市規畫趕不上都會的擴張，市容有些雜亂不堪，因此日本政府嘗試在東京周邊做一些新鎮如多摩新市鎮，把一些美好的生活與都市規畫導進生活區域。新市鎮人車分道，充滿綠帶和公園，遊樂設施甚至設有真空管，能直接將垃圾集中吸到垃圾場。這些相當現代、新穎、具規範的生活設置，在詹偉雄看來卻意外的呆板，也體現了他認為構成城市美學的始終不是如何詳盡的規範，而是在其中生活的人所體現的生活方式，「美是對事物極盡細微的思索，對於事物的材料、來歷、不同人們使用事物的關係，去體會那個情意而做出某種安排。」
他認為決定城市美學的高低並非單靠少數人，或某些廣告、景觀管理規範建立就可以達到的，「城市能產生美學的吸引力，反而重點是這座城市的住民，經歷了某個時代之後他們共同呈現出的質感，沒有居民會刻意想像在一個大城市的景觀中擔任某個角色，他們僅是在此居住，追求理想的生活，但這些生活的集合最終成為某個城市特定魅力象徵的符號，成為這個城市的意象。」
奈良販售民藝品與抹茶的店舖招牌。（攝影／張玉音）
為何柯文哲會覺得東京美，而台北不美？這的確是一句乍聽不會錯的發言，然而東京到底有何具體的特質，使她能比台北更美？詹偉雄表示當下的東京的確愈來愈好看，「各種東西混雜在一起，但都有一種細緻、照料過的痕跡，這些破舊、老的房子，用很細的心思保留昔日生活的痕跡，但又可以被現代的生活所利用。」而日本環境乾淨的特色，更是因日本人隨手丟棄不要的東西，內在便會有罪惡感，造成內心世界的不完整，並非像台灣可能要以高額的罰款民眾才可能自律。
他另舉日本的浴室為例，日本民宅可能家中的木地板是直接連接浴室的，不需要特別鋪設磁磚，使用者便會講究乾淨，台灣的浴室卻常要假設使用者會汙染環境的狀態來做設計，這在民情和對環境的照料上便有很大的差異。「東京很美，是他們都在料理各種困難：經濟效應、都市法規、時代變遷、鄰里關係，一個城市處理治理的架構是很細心的，當用心的部分夠有力量的話，也會讓這個城市產生審美悸動。」
<不只Not to die而是Living well
面對媚俗與從眾仍是審美主流的台灣，針對台灣人缺乏審美的能力的原因，詹偉雄評估台灣是高度集體化的社會，大部分台灣人並非過著自我選擇的生活，而是在過社會期許的生活，甚至缺乏料理空白時間的能力。他以進入咖啡館時間的使用上，觀察台灣人與歐美人士的差異，後者似乎比台灣人更能享受獨處與空白，台灣人面對時間經常是恐懼，甚至無法自己度過那個時間，一定要呼群引伴、社交，也因台灣缺乏個體化的傳統，集體化的社會是難以看懂抽象事物的，因為抽象化是要在個體化的社會透過很多反思才能被創造。「不一樣的人是怎麼樣來的，你要在生活中去區別喜愛與厭惡的，在喜愛的事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發展，最終你的一生是可以被朋友訴說、可以寫成一個有趣的故事，在即將彌留的那刻，都覺得有點過癮！美這件事，是這樣重要的角色，無法體會美重要的人，是否都浪費去體會生命中無窮盡、各式各樣美好經驗的機會？」
日本大阪街頭一景。（攝影／李盈靜）
對於現況，詹偉雄也期許更具有文化穿透力的人來擔任政治人物，「文化可以在很理性、僵化的經濟議題之外找到破格的道路，因為文化永遠在處理超越性，政治人物不該只是把垂死的人救活（Not to Die），而是要讓活者的人活得更美好（Living well），Living well是靠文化。」對於網路世代的興起他認為也將對台灣的審美造成劇變，更以高中時期大學落榜的同學以腳踏車環島的行動表達懺悔為例，如今環島早已不是一項懲罰，「這個觀念的改變就是社會變遷的證明，年輕一代目前努力尋覓審美悸動的生命歷程，就是在台灣的絕望中仍能看到的一點希望之光。」
由設計師馮宇重新打造的高鐵車票，為大眾識別系統的需求提供出清晰的參照。（IF OFFICE提供）
高子衿、張玉音採訪，張玉音整理(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