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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文件展在雅典,超越南北歐分歧的文化行動主義

第14屆文件展在雅典,超越南北歐分歧的文化行動主義

第14屆文件展已於4月8日在雅典首先揭開序幕,第二輪展示訂於6月初在德國卡塞爾登場。這是自1955年成立以來一…
第14屆文件展已於4月8日在雅典首先揭開序幕,第二輪展示訂於6月初在德國卡塞爾登場。這是自1955年成立以來一直與德國中部小城卡塞爾連結在一起的文件展,首次分成兩部分,另一部分在不論氣候,民族性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皆與德國南轅北轍的希臘舉行。面對前來主持開幕的德國和希臘總統,文化部長以及眾多希臘與國際媒體和專業人士,現年46歲的波蘭藝術總監史齊默齊克(Adam Szymczyk)表示,「文件展其實早已展開,開幕不過具象徵性的意義罷了」。
超越卡塞爾,超越百日美術館
在世界眾多國際大展中,每五年舉行的文件展以嚴謹的學術精神著稱,向來被當代藝術圈視為最能敏銳洞察時代精神和未來藝術方向的重要指標之一。每一屆的策展人也受到全球藝術人士的嚴苛檢視,看他/她如何顛覆改造文件展這個權威體制,如何更新「百日美術館」的展覽模式,如何重新書寫藝術史的典範。1997年策展人大衛(Catherine David)提出「百日百客」(100 Days – 100 Guests),將文件展化為每天都在舉行論壇的「事件」,而不再僅僅只是「展覽」;2002年恩威佐(Okwui Enwezor)通過在世界不同地區組織五個跨領域「平台」(卡塞爾展覽是最後一個平台),來梳理文化生產和全球不同複雜知識系統之間的關係;2012年克莉斯多夫-芭卡姬芙(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將文件展部分項目移至阿富汗喀布爾,埃及開羅和加拿大班夫舉行──從場地,時間或形式等各方面來打破和拓展文件展的既有框架,一直是歷屆策展人絞盡腦汁的目標之一。由史齊默齊克掌舵的第14屆文件展基本上延續了這條脈絡,但拓展規模較以往更大。
首先,不僅文件展的「展覽」從4月8日在雅典開幕到9月17日在卡塞爾落幕,前後為期163天──雅典和卡塞爾篇章的文件展在同一個立足點上構思組織,160多位(組)藝術家和群體,絕大多數將分別於兩個城市展出──不同類型的項目也自2015年已開始在雅典進行。文件展自2015年10月起短期接手了希臘策展人佛克蒂斯(Marina Fokidis)所創辦的《南方做為一種思想狀態》(South as a State of Mind)雜誌的編輯和出版,發表理論家,藝術家,詩人的文章和作品圖像來闡述本屆文件展的思想脈絡及環繞展開的不同概念(如今已出版三期,最後一期訂於今年夏天出版);由西班牙跨性別哲學家和活動家保羅(Paul B. Preciado)規畫的公共項目「身體議會」(Parliament of Bodies),自2016年9月起通過一系列講座,行為,即興展演,工作坊等活動,力圖開啟一個辯論和批評的公共空間,促成不同領域、不同角色的大眾一起思考如何在全球新自由主義和民粹式民族主義主導的動盪時代中保有和實踐自由,避免民主崩潰等議題。此外,文件展也努力開拓一些非傳統的藝術傳播管道和形式,自2016年年底起,文件展和希臘國家電視台合作,每週一半夜12點播放藝術家的實驗電影或紀錄片(此節目預計持續到今年9月中旬);教育項目包括自去年秋天舉辦由文件展藝術家和雅典美院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史齊默齊克和策展團隊強調,所有這些活動和隨著4月開幕登場的展覽,一系列行為展演,以及和國際十家電台合作,透過短波和網路播放的實驗音樂和聲音作品的廣播項目同等重要(註),都是構成本屆文件展不可或缺的環節。
從卡塞爾到雅典:新文化殖民主義或文化行動主義?
當史齊默齊克於2013年11月以同時在卡塞爾和雅典兩地組織文件展的策展提案獲正式任命為文件展藝術總監時,這項具高度政治性的決定即引起不少爭議;史齊默齊克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德國和希臘藝術界的懷疑和批評。德希之間複雜糾葛的歷史(德國過去曾數次佔領和統治希臘),自2008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與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債權國進行數次嚴苛的援助協議談判以來,兩國關係進入白熱化的緊張狀態。面對政經社會和移民等多重問題積纏的希臘,史齊默齊克提出「向雅典學習」(Learning from Athens)做為文件展的精神框架,是譏諷?是幽默?是真誠?許多雅典藝術人士把靠德國資金運作的文件展在雅典舉行視為一次新的文化殖民,象徵了文化資本主義的擴張;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斯基(Yanis Varoufakis)將此比為「災難旅遊」的批評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事實上,史齊默齊克將文件展遷移雅典之舉,是回應歐盟強制要求包括希臘的南歐國家執行撙節措施的一項政治聲明。另一方面,走出卡塞爾,意味著離開德國藝術體制和政經社會結構的「舒適區」,來到雅典,代表了進入危機暴風圈的中心。雅典,為本屆文件展探討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歐洲,乃至全球關於新自由主義霸權,民主破產,勞工剝削,難民和移民危機,人道救助,公共空間消逝,酷兒和跨性別等種種複雜而迫切的問題,提供了卡塞爾所無法比擬的一個強有力的框架和平台。史齊默齊克和策展團隊也展現了極大的誠心和決心,自2014年陸續移居雅典,兩年多來在成為全球當代社會危機縮影的希臘親身觀察,見證和體驗社會福利崩壞下人民面對未來的焦慮,挫折,憤怒和恐懼,以南北歐的分歧矛盾為起點,在民主制度的廢墟中思考,討論和想像重新建構新的民主,新的社會的可能性。「移位(displacement)是這次文件展的工作方法。」策展團隊之一佛克茲(Hendrik Folkerts)強調,「凡事沒有既定的答案或可因循的準則,因此必須隨時調整,改變,傾聽,表達,包括犯錯──關鍵在於你必須有學習和擴大知識的意願。」
複調多音,捍衛弱勢邊緣
預展首日在美格隆音樂廳舉行的記者會,本身就是一場充滿戲劇張力的演出,生動傳達了本屆文件展的主旨和精神。舞台上坐滿數百人,包括藝術總監、策展團隊、藝術家、工作和技術人員一起吶喊,狂嘯,跺腳,吹口哨。1968年希臘作曲家克里斯圖(Jani Christou)在專制時期創作的《周轉圓》(epicycle),持續不斷納入各種媒介、聲響,以形成一種「複調多音」的「眾聲喧嘩」,不僅是這次策展的重要思路,也可視為串連160多位藝術家作品之間的一條線索。史齊默齊克指出,儘管本屆文件展定調為「向雅典學習」,但「重點不在究竟向雅典學到了什麼,而是放棄成見,讓自己深陷於無知的黑暗中。」這時,在雅典不同角落的博物館、美術館、美術學院、電影院、劇院、圖書館、廣場、商店、公園、公寓等40個場地舉行的展覽,成了一場沒有任何先見和期待的探索體驗。史齊默齊克鼓勵觀眾把展覽當作一項地理體驗,分區去探索和認識這座古今融合交錯的城市所蘊含的豐富多樣的建築、社會和文化肌理。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展決定合作的對象全是雅典既有的公立文化機構和公共空間,一方面是肯定和支持這些在困境中仍力求生存和發揮作用的機構與主事者,並藉由文件展的光環和效應提升其國際能見度。其中,做為這次文件展四大主要場地之一,雅典國立當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in Athen,簡稱EMST)自2004年遷到前身為啤酒廠的1950年代現代建築以來,因希臘政府實施嚴苛的撙節措施而長期關閉。這次得力於文件展大會的資金挹注,上下四個樓層,佔地1.8萬平方公尺的空間首次全面開放,展出80位藝術家的作品。另一方面,EMST也將於6月間卡塞爾文件展期間在菲德烈齊亞努博物館(Fridericianum)展出其收藏的戰後至今希臘和國際當代藝術。
探索主流之外,介入當代社會困境
事實上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知」,因為今年文件展極少平時活躍於美術館、雙年展、畫廊或博覽會的藝術家──就連一些知名策展人也自承對絕大多數藝術家的名字和創作陌生。策展團隊特意與主流市場和美術館通路拉開距離,從其他不同角度審視和闡述藝術與文化生產。佛克茲表示,「當今天藝術界愈來愈受市場主導下,文件展必須積極肩負起對一切重新加以考慮的責任。」當問及這次參展藝術家名單如何決定出來時,他回答:「當你考慮展覽應有的框架,思索該如何回應動盪世局,提出原住民土地權力,不同價值體系等議題時,邀請某些特定藝術家參展也就變得順理成章。」此外,有鑒於今天藝術家多具有游移、多重、複雜的文化認同和身分性,難以單一國籍簡單概之,這次展覽現場的標示牌,藝術家介紹僅載明姓名和出生年(及逝世年),想必策展團隊更希望我們跳過簡化的身分標籤,直接進入作品,從作品本身去認識和理解藝術家……。
本屆文件展洋溢著一股促進社會公義、關懷弱勢的左翼精神,另闢蹊徑地將聚光燈投放在東歐、南美、北非等非西方,包括許多已過世的創作者身上,關注長期受到主流論述和價值體系所排斥,壓迫和否認的不同主體性,集體性和地域性(移民、難民、跨性別者、同性戀者、窮人、原住民等等)。聲音、行為、展演等非物質性、即興式、滲透性的藝術形式,與當代迷戀日新月異科技相反的傳統手工藝(如刺繡,紡織,木雕),拼湊改造的「低」技術,甚至部落傳統或薩滿式的儀式,都在本次展覽中受到大規模的介紹。
貝爾摩(Rebecca Belmore)設在衛城鄰近山丘上的大理石帳篷,眺望著帕德嫩神廟。(©_Fanis_Vlastaras,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貝爾摩(Rebecca Belmore)設在衛城鄰近山丘上的大理石帳篷,眺望著帕德嫩神廟。(攝影/余小蕙)
自歐洲國家陸續關閉邊界以來,不論因經濟或戰爭理由前來歐洲尋夢的中東、亞洲和非洲移民,許多都困留在希臘;雅典街頭隨處可見的難民,首當其衝地成了藝術家創作的題材。貝爾摩(Rebecca Belmore)設在衛城鄰近山丘上的大理石帳篷,眺望著帕德嫩神廟,將難民的現實處境和希臘變動不斷的歷史記憶和創傷連結起來。索爾(Mounira Al Solh) 則手工製作了一座帳篷,以刺繡書寫過去一年在雅典和卡塞爾遇到的難民的故事。通過書寫和敘述位在邊緣、受壓迫者的情感和記憶,藝術家旨在對抗失憶,平反歷史。波普.L(Pope. L)的《竊竊私語運動》(2016-2017),藉由安置在展廳和城市不同公共場所的傳聲器,竊竊絮說著一個個支離破碎的故事。加林多(Guillermo Galindo)懸掛在牆上的樂器用自難民營收集來的材料拼製而成,承載了難民的希望,徬徨和恐懼。某些藝術家以挑釁的手法直面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境,以及人在其中的卑微與莊嚴。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的16釐米黑白影片《瞥見》(2016-2017),透過對法國加萊「叢林」或柏林難民的凝視,對今天難民在歐洲各地經歷的殘酷和粗暴待遇提出抨擊,而其模仿納粹黨衛軍擺弄集中營囚犯身體的拍攝手法,成了讓觀眾坐立難安的刺點。一些藝術家本身即具有移民、遷徙、流放的背景,希瓦.K(Hiwa K)即為一例,他的錄像作品《前影像(和母語一樣盲目)》或雕塑裝置《單房公寓》皆源自個人從伊拉克逃難到歐洲的切身經歷。
加林多(Guillermo Galindo)懸掛在牆上的樂器用自難民營收集來的材料拼製而成,承載了難民的希望,徬徨和恐懼。(攝影/余小蕙)
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的16釐米黑白影片《瞥見》。(©_Yiannis_Hadjiaslanis,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同樣關注難民,婁爾(Rick Lowe)選擇在不同族裔交匯,尤其像是阿富汗和敘利亞難民聚集的維多利亞廣場附近的小巷裡,和居民自身發起和組織的一些項目結合,促進藝術,文化與商家,民眾,難民之間更多的連結和對話。艾羅因(Rasheed Araeen)則在市政府前柯茲亞廣場(Kotzia Square)搭建了一座色彩繽紛的食堂,每天中午免費供應現場烹調的餐點。儘管這看似1990年代關係美學藝術典型的「套路」,然而在希臘嚴苛緊撙措施下,老人退休金和福利金不斷縮減,人民生活日益艱困下,以及面對難民危機造成歐洲排外情緒的升溫,這座免費食堂展現全然迥異的意涵和效應,所傳達的慷慨胸襟以及分享和交流的價值觀,在今天更顯得彌足珍貴。同樣地,史蒂文斯(Beth Stephens)和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的作品《擁抱雅典》,免費為觀眾在被窩裡提供親熱的擁抱;在對他人微笑問候都愈來愈罕見的當代社會,擁抱也可成為一個有效的藝術策略,它打破了常規生活中陌生人之間的身體界線,為冷漠的世界增添一份溫暖。
婁爾(Rick Lowe)選擇在不同族裔交匯的維多利亞廣場附近小巷裡,和居民自身發起和組織的一些項目結合,促進藝術,文化與商家,民眾,難民之間更多的連結和對話。(©_Freddie_Faulkenberry,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艾羅因(Rasheed Araeen)則在市政府前柯茲亞廣場(Kotzia Square)搭建了一座色彩繽紛的食堂。(©_Yiannis_Hadjiaslanis,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卡利利(Bouchra Khalili)的《暴風雨社會》(2017)是少數幾件直接處理希臘經濟危機和難民命運的作品;三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雅典人,分析著歐洲對移民不公待遇,希臘援助方案公投等問題。莫海門(Naeem Mohaiemen)的影片《黎波里航班取消》,描述一名男子困在殘破的機場,等著一架前往黎波里但永不起飛的班機,指涉了希臘100多萬移民的狀態,也隱喻希臘目前經濟不確定的處境。歐格博(Emeka Ogboh)的《世間事發生的方式》(2017),在風格粗獷冷冽的水泥地下劇場裡,低喃迴盪著一首希臘傳統詩歌,內容是一對母子關於因經濟所迫而離鄉背井的對話,中央牆面的LED光管螢幕則跑馬燈地呈現全球股市的即時行情,扣人心弦的音樂包裹著現實的荒誕和無奈。米努金(Marta Minujin)則乾脆建議用「橄欖和藝術」來償還希臘債務,並於開幕當天請來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替身)舉行還債儀式……。在藝術光譜的另一端,康瓦(Amar Kanwar)以更為抽象曖昧、充滿詩意的語言,透視當代社會的矛盾和困境,影片《這樣一個清晨》描述一位數學家在事業巔峰之際選擇放棄一切,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最後在黑暗中見到了亮光。
史蒂文斯(Beth Stephens)和斯普林克(Annie Sprinkle)的作品《擁抱雅典》。(©_Stathis_Mamalakis,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勞工的生存條件在這次展覽受到了歷史性的觀照:出自阿爾巴尼亞提拉納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s, Tirana, Albania)收藏,頌揚昔日社會主義勞工風範的寫實主義繪畫,希拉(Edi Hila)下放到養雞場進行艱苦勞動的期間,私底下刻畫農場人們日常生活的素描;巴洛吉(Sammy Baloji)《銅十字花園故事:第一集》,則描述剛果煉銅廠工人的勞力生活;或是王兵以一台攝影機、一個長鏡頭,長達15小時不間斷拍攝浙江童裝加工廠,完整記錄和呈現在工廠工作的人的真實生活。
歐格博(Emeka Ogboh)的《世間事發生的方式》。(©_Mathias_Voelzke,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米努金(Marta Minujin)於開幕當天請來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替身)舉行還債儀式。(©_Mathias_Voelzke-010,卡塞爾文件展提供)
已於雅典登場的文件展富含鮮明政治色彩和爭議性,它觀照主流論述中受漠視的邊緣者,脈絡龐雜地探討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為世界帶來的各種議題。做為一項規模龐大的展演,它存在不少矛盾,多數時候未能提供一個清晰的敘事鋪陳和組織結構,作品陳列方式與一般大型展覽和美術館沒太大兩樣,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關聯經常隱晦難解,而現場對藝術家或作品提供非常少的信息,則讓人完全失去座標。不少人批評這次雅典文件展過於說教;或像一篇以作品為註腳的學術論文,絕大多數作品視覺上單調枯燥;與我們這個時代脫軌,幾乎不見使用數位、虛擬現實技術或是社交媒體的作品。
儘管如此,面對今天動盪的世界局勢,當各國開始築圍牆建邊界,社會變得封閉,甚至連救助受難者的慈善或自由言論都開始遭到管制之際,文件展的作為不僅具啟發性,並且激勵人心。它雖沒有讓人震撼的視覺奇觀,但有溫暖的人性;它為平時被邊緣化,甚少獲得關注的族群和議題提供了發聲亮相的平台,它所傳達的抵抗、互助、多元等精神和價值,以及強調對當下複雜現實進行思考、認知、討論、介入,都讓它顯得格外重要。藝術無法解決政治問題,但能觸動人的內心深處,啟發思考,鼓勵我們重新佔有話語和想像。有一種植物叫虎耳草(saxigrage),專愛生長在岩石隙縫間,其拉丁文屬名具有讓岩石破裂的涵義;看似脆弱無力的小草自岩石間隙簇生蔓延,終將割破岩石。這次在雅典,很多作品讓我想到了虎耳草……。
文件展雖走出了卡塞爾,但從未真正離開卡塞爾。與卡塞爾緊密聯繫的文件展歷史,1955年柏德(Arnold Bode)成立文件展的政治立場和批判精神,自始是史齊默齊克和策展團隊的重要參照。雅典版和卡塞爾版的文件展,意在如一首曲子以兩種方式演奏,相互對話和共鳴。也因此,我們必須等待6月上旬,卡塞爾篇章揭開序幕後,才能知道兩者之間如何產生對話和共鳴,並對第14屆文件展做出準確公正的評判。
註 電台項目包括了台灣藝術家王虹凱的《南輿之耳》,她通過收集和重探1925年由「蔗農組合」所填做的「甘蔗歌」來召喚和重新想像如今遭到遺忘或散逸的日治時期農民反殖民運動的歷史和知識。
dOCUMENTA 14 (Athens)
展期:2017.04.08-07.16
展地:documenta 14 and 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thens (Metsovou 25, GR-10682 Athens, Greece)
dOCUMENTA 14 (Kassel)
展期:2017.06.10-09.17
展地:Fridericianum and venues (Friedrichsplatz 18, Kassel,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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