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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雕像的互文政治──從「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雪梨雙年展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

公共雕像的互文政治──從「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雪梨雙年展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

美國「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持續,在文化層面,連帶歐洲殖民歷史人物雕像公開展示的(不)正當性,同樣是近日公共辯論的重點議題。對此,本屆雪梨雙年展參展藝術家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的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也適時以互為文本(intertextuality)作為手段,向殖民者公共雕像的(不)正當性提出質詢。
美國「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持續,種族主義、殖民政治以及警察暴力問題,固然是批判焦點,此外在文化層面,連帶歐洲殖民歷史人物雕像公開展示的(不)正當性,同樣是近日公共辯論的重點議題。對此,本屆雪梨雙年展參展藝術家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的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也適時以互為文本(intertextuality)作為手段,向殖民者公共雕像的(不)正當性提出質詢。
賈蘭因《地上影子》,以及眾多因受「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召喚而冒起的公共雕像拆卸改造行動,它們的主要共通點,就是全都涉及另一個早已存在,並且持續公開展示的(歐洲殖民代表人物)雕像。
要判斷這些行動在文化史上到底是處於怎樣的位置,不妨先行檢閱古今各地公共雕像互文操作先例。
《隆達尼尼美杜莎》(Medusa Rondanini)。(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隆達尼尼美杜莎》(Medusa Rondanini)與《浮士德》
互文與抄襲,兩者絕非同一件事──前者是要新作品中挾帶附加額外議題,或者是要帶出有別於舊作品的全新議題;後者並無這方面的意圖,抄襲行為本身,大多是出於利益考慮。
在雕塑藝術史上,有關互文/抄襲現象的辯論,有不少是涉及古羅馬和羅馬文藝復興時期大量仿照西元前4世紀古希臘風格的人物、英雄和神祗的雕塑。其中,又以《隆達尼尼美杜莎》(Medusa Rondanini)最為引人注意。
《隆達尼尼美杜莎》的命名,全是因為它是一件被展示於羅馬市隆達尼尼廣場(Palazzo Rondanini)的美杜莎雕塑複製品。它之所以揚名立萬,可得歸功於德國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其《義大利遊記》中,他先後於1786年12月25日和1787年7月29日,兩度對之讚譽備至。他坦承自己是因為雕像上那道「無法言喻的慘死眼神」(unspeakable anguished stare of death)而著迷。
《隆達尼尼美杜莎》選擇呈現一個貌美迷人的美杜莎形象,對不少歷史和考古學者來說,是饒富趣味的議題。因為歷來美杜莎的雕像,本來風貌不一,並非全部如歌德所稱頌般的迷人,其中有不少面容醜陋、雙目猙獰、惡形惡相等版本,是叫人敬而遠之的。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及考古學者柴爾茲(William Childs)在《西元前4世紀希臘藝術與美學》(Greek Art and Aesthetic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指出,隆達尼尼廣場上掛上貌美迷人的美杜莎的決定本身,不宜被等閒視之為單純的複製品展示。柴爾茲認為,《隆達尼尼美杜莎》更是展示著一種「展示羅馬式理想的雕塑」(Roman ideal sculpture)。
柴爾茲並未解釋何謂「羅馬式理想」,要理解箇中指涉,不妨從狂飆時代──即邁向浪漫主義(Romanticism)過渡期──大文豪歌德的字裡行間,試著看出箇中端倪。如上文所述,歌德在《義大利遊記》寫過美杜莎,事實上在多年後,他的經典名著《浮士德》劇本中還提到,浮士德儘管本已陶醉於裸體艷妖的玉臂懷抱,但他也一度因為美杜莎的「死亡之眸」(eyes of the dead)而為之分心。
從《義大利遊記》的「無法言喻的慘死眼神」,到《浮士德》的「死亡之眸」,歌德先後以雷同的措辭描述美杜莎的迷人。既然如此,就難免令人起疑了:歌德在動筆至此時所想的,到底是否那個「羅馬式理想」的《隆達尼尼美杜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極力阻止浮士德沉迷於美杜莎的凝視。牠還趕緊警告浮士德,任何人要是和美杜莎有過眼神接觸,都會變成石頭──梅菲斯特不願看到浮士德變成石頭,當然並非出於善意。梅菲斯特所關心的,無非是要確保浮士德能夠履行出賣靈魂的契約罷了。
在《浮士德》中短暫串場的美杜莎,既是男主角情感嚮往的對象,更幾乎讓他擺脫魔鬼契約的枷鎖──歌德筆下的美杜莎,是一種個人情感和自由精神凌駕肉體生命的價值;或許亦是柴爾茲所指的「羅馬式理想」。
米開朗基羅《大衛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公共雕像與政治
從古希臘神話到歌德筆下的美杜莎,可見公共雕像互為文本足所衍生的趣味,已是引人入勝。至於公共雕像在政治層面的互為文本(副)作用,又更是不容小覷。例如,即使是天才橫溢的米開朗基羅,也未能免俗地呼應當權者在政治上需要,打造出著名的《大衛像》。
米開朗基羅自1501年起著手,兩年多後才完成的《大衛像》,所呈現的是《聖經》故事中戰勝巨人哥利亞(Goliath)的以色列牧童大衛形象。雕像完工時,正值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才剛繼任佛羅倫斯共和國行政首長不久。
在米開朗基羅以前,較常見的大衛形象,多數是一個身軀尚未發育成熟的牧童。但米開朗基羅《大衛像》所展示的,卻是體格健壯的年輕戰士形像──對於剛剛完成改朝換代的佛羅倫斯共和國來說,米開朗基羅《大衛像》所宣示的青春、力量與朝氣,可說是完美配合當權者在政治宣傳上的需要。
其他公共雕像與政治宣傳牽連共謀的例子,多不勝數。也正因如此,每逢獨裁政權倒台,獨裁者的公共雕像,總是首當其衝成為民眾洩恨的對象。列寧、希特勒、史達林、佛朗哥等,幾乎無一倖免。(有趣的是,台灣「蔣公像」大多數被「和平地」移置到慈湖展示,算是世上少見的例外做法,同時也和台灣以不流血方式達成民主化的歷史不無關係。)
文革期間紅衛兵將曲阜孔廟的孔子塑像拖出來遊街。(網路圖片)
除了近世政治人物之外,即使是古人雕像,同樣足以牽動政治敏感神經。以中國為例,在短短半世紀內,孔子雕像的待遇就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1966年11月,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眾紅衛兵闖進山東曲阜的孔廟,廟裡的孔子像被貼滿批鬥標語,還被拖到廟外遊街示眾。
原本放在天安門廣場的孔子像。(網路圖片)
事隔半世紀後,中國政府「尊孔」以填補意識型態真空;2011年1月,天安門廣場上豎起一尊孔子像。不過,當局卻在三個多月後無故將它移除。此舉隨即激起各種猜測,其中一個說法是:事件反映出中共產黨內保守路線佔據上風。
公共雕像的政治(副)作用,從來不只是任何權力的拉扯和擺佈。也有當代藝術家,藉由公共雕像所承載的歷史聯想,延伸出各種不同的人文論述。例如中國藝術家金鋒於2005年在上海發表,隨後再於2009年「廢話——2009成都當代藝術年展 (群展)」展出的作品《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就是例子之一。
金鋒《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網路圖片)
金鋒所打造的,是一對秦檜夫婦站立雕像──有別於分佈中國各地、具數百年歷史的秦檜夫婦跪地雕像。據金鋒自述,他讓秦檜夫婦雕像「站起來」,是意圖帶出現代的人權意識。在大漢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金鋒的作品難免惹來一輪批鬥。甚至有新聞媒體採訪到岳飛的後人,加入撻伐行列。
雖然中國主流媒體一面倒地否定《跪了492年,我們想站起來喘口氣了》的價值,但金鋒透過作品對數百年來秦檜夫婦跪地雕像的正當性所提出的質詢,卻絕非沒有知音。例如2011年南京江寧博物館開館後不久,傳出館內推出一尊身穿官服的秦檜坐姿雕像。不過,隨著岳飛後人表示不滿,館方已迅速將之移除。
溫(Jason Wing)《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rook)。(© 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
澳洲原住民族視角
歷史人物的公共雕像,難免會牽扯到某段集體記憶、認知套路和想像框架。而以互文手段試圖拆卸、重構甚至顛覆某段歷史意識,甚至向歷史人物雕像佔據公共空間的正當性提出質問,除了金鋒之外,世界各地還有不少其他相關觀念藝術作品。
在南半球的澳洲,也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案例。其中,2017年第三屆澳洲原住民族藝術三年展「違抗帝國」,其中Birpi族藝術家溫(Jason Wing)的作品《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rook)就是例子之一。《典藏今藝術》報導
一般講述澳洲原住民族受壓迫的歷史,大多會從英國海軍上校庫克(James Cook)船長於1770年登陸澳洲開始談起。西方中心觀點認為「發現」澳洲的庫克船長,可說是一名「偉人」。但對澳洲原住民族族人來說,庫克船長更像是一名掠奪者。對此,Birpi族藝術家溫則透過作品《庫克船長》提出呼應。溫在展場上放置一尊庫克船長的雕像,並且替雕像戴上讓人聯想到恐怖分子(或刑案搶匪)的針織毛線三孔頭套。庫克船長的紀念雕像,向來都是反殖民抗爭者的宣洩對象,常有新聞報導傳出這類雕像受到蓄意損毀的消息;至於溫將《庫克船長》引進公共美術館──而且還是位於首都坎培拉的澳洲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展出,是將這類行動正典化的先驅。
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 《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賈蘭因提供)
同樣是以庫克船長作為互文對象的,更有2020年「雪梨雙年展:邊緣」(Biennale of Sydney:NIRIN),來自美國阿拉斯加Tlingit族及Unangax̂族的參展藝術家買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推出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
賈蘭因的《地上影子》,是在雪梨港內鸚鵡島(Cockatoo Island)碼頭旁的空地草坪上的一個「墓坑」;賈蘭因的做法,是按照雪梨市中心海德公園的庫克船長雕像的大小,挖出一個與之尺寸相符的「墓坑」,以便讓那座庫克船長雕像入土為安。
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 《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賈蘭因提供)
買蘭因本來的構想,是希望在海德公園的庫克船長雕像旁挖堀墓;但由於市政單位反對, 他於是改為在鸚鵡島(Cockatoo Island)進行。雖然計畫有變,但以互文手法顛覆「澳洲」歷史論述範式的意圖,倒是沒有動搖。
作為「墓坑」的《地上影子》,其中另一個互文對象,是麥庫賓(Frederick McCubbin)於1890年完成的油畫《野外葬禮》(A Bush Burial)──描繪對象為澳洲荒郊野外的白人葬禮。以浪漫主義風格謳歌「辛勤的」歐洲殖民者形象,被認為是了解「澳洲人」生活歷史的範本之一。
麥庫賓(Frederick McCubbin)《野外葬禮》(A Bush Burial)。(© Geelong Gallery)
1879年豎立於雪梨海德公園的庫克船長雕像,屬古典主義風格作品,作者是當時大名鼎鼎的前拉斐爾兄弟會7位創會成員之一的伍納(Thomas Woolner)。對此,《地上影子》觀念裝置所採取的互文操作,清晰俐落:
──前者以精準線條及和諧比例著稱,彰顯庫克船長的理性權威;後者對尺寸大小的唯一要求,是要掩埋前者的權威想象,進而開放質詢對話的空間;
──前者以堅硬金屬打造而成,以高居臨下之姿面對觀賞者;後者卻是在鬆動了土壤,供民眾站在周圍俯視;
──前者凝固某段歷史時空;後者不單是臨時展示的裝置作品,「墓坑」尚未掩埋的意像,又更是模擬某種臨時狀態。
──前者試圖誘發某種崇高(sublime)感官刺激,後者旨在提供一個開放性對話的契機。
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 《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賈蘭因提供)
兩者交相對照的結果,伍納的庫克船長雕像自始不再是孤立的地標;它和《地上影子》的互文關係,更是殖民歷史論述範式移轉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一段章節。適逢今年是庫克船長登陸澳洲250周年,再加上「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如火如荼。《地上影子》的互文策略又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稱得上是今屆雪梨雙年展的一大亮點。
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 《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賈蘭因提供)
丘德真( 9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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