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本願寺遺址上開啟舊日台北時光與文物記憶

台北自清末建城以來，在時空地景上有著劇烈的變化。雖然市區仍有為數不少的政府機關與商業建築，仍保存著日治時期的舊貌，但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下，我們已難從中感受到過去在此處生活的痕跡。

台北市立文獻館在原台北西本願寺遺址所展出的「時光開箱——館藏文物展」，是在已經消逝的台北曩昔生活當中，得以保留的吉光片羽。如同西本願寺遺址本身，雖然主要的建築物已經消失不存，但周邊修復的鐘樓與建築物，仍試圖去延續台北人對於空間的記憶。

館藏文物展展品不多，大致可以分為一般使用的器物（昔日時光）以及書畫作品（經典寶藏）兩大類。就一般使用的器物上，多數是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物品。日本治台50年間，台北從清代的漢式城郭，轉變為按照西方標準加以規劃與建設的現代化都會。車站一帶的市中心，歐風的建築物櫛比鱗次，寬闊的林蔭三線道取代了過往的城牆，洋溢著進步的現代氣息。

而展出的物品，則讓人得以一窺當年台北人的生活樣貌。比如由日本引入，在台灣發展出來的「蓬萊塗」漆器，漆器上刻繪棕櫚科植物或蝴蝶蘭的圖案，凸顯台灣在地的特色。台北著名酒家的碗盤，則讓人懷想當年城內高級餐廳的榮景。而在台北開設的首間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其包裝紙、廣告等物件，反應當時台北的繁華景象，讓人不禁聯想起李火增攝影鏡頭下，那些穿著和服或旗袍的儷人，穿梭在百貨公司的繁忙模樣。

展覽中另一個主要的部分，即是書畫作品。一般論及日治時期的台灣美術史，多半著重討論西畫與東洋畫的引入，強調台灣美術在此時所面臨的美學變革，西方的材料與技巧重塑台灣人的視覺經驗，與西式的都市建設一樣，同樣承載著進步與現代性的想像。然而在這樣的討論模式下，傳統書畫便受到冷落。又因為台灣美術史習慣以政治的重大變革作為美術史斷代的依據，對於書畫作品的討論，時常只侷限在所謂清領時期，好像到了日治時期之後，傳統書畫便消失無蹤。

早期的台灣美術發展，概略而論，可以分為文人書畫與匠師彩繪，前者多半以寓台文人、官僚，及部分台籍仕紳所從事，由於台閩兩地地緣關係密切，因此由福建來台者尤多，其書畫風格多半以大寫意為主、運筆速度快，讓人有粗獷狂率的感覺，後世學者多半稱此風格為「閩習」。比如展覽中許筠（？-1908）所繪的墨竹，即是大寫意風格，點景的石塊也是以墨色暈染而成，筆勢間帶有速度感，似是信筆而就。許筠為泉州人，曾應板橋林家之請，到台灣任林家西席，可謂客寓台灣的文人典型。另一件由王霖所畫的山水方幅，則是少見的台灣早期的山水畫作。王霖為江蘇江寧人，曾於清代嘉慶年間赴任台灣，其山水風格較細膩拘謹，樹木多畫成遠景的針葉樹型，山石以中淡墨勾勒，為吳中一帶畫風，與閩地並不相同。由此可見，由於來台的官員地望不同，反應在書畫風格，亦有差異，並非一概屬於「閩習」的作風。

1895年台灣易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相較於日本已經西化多年，此時的台灣社會，在視覺經驗上仍是以傳統書畫為主。日本殖民當局為攏絡當地仕紳，時常舉辦詩畫雅集，成為初期治台的重要文化活動。許多書畫名家，基本上仍延續從中國東南沿海傳習而來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學者多將台灣傳統書畫的風格稱之為「閩習」，並將此風格聯繫到清代中葉揚州畫派的閩籍畫家黃慎，但在日本統治台灣前後，不能不考量當時興盛的海上畫派對閩浙等地，乃至於對台灣的影響。比如蔡九五（1887-1958）曾赴上海師法花鳥名家王震，展出的《躍鯉圖》雖沒有海上畫派特有的金石寫意風格，但畫作主題「躍鯉」的吉祥意味，卻是很符合海上畫派擇題的取向。另外，如蔡雪溪（1884-?）的作品《愛鵝圖》，畫王羲之用字換鵝的故事。畫中人物線條蒼勁有力，具金石氣，襯以背景寫意山石，頗能見到海上畫派的影響。

自1927年台灣舉辦「台展」以後，許多從事傳統書畫的畫家，因見到東洋畫部偏好日本畫的畫風，紛紛更弦易轍，前述蔡雪溪、蔡九五都因為要入選「台展」，將風格改為重彩工筆的日本畫面貌。此次展覽展出余有鄰所畫的蝴蝶蘭，即是一例。余有鄰曾師事呂鐵州，亦有入選「台展」。蝴蝶蘭是台灣極具特色的代表植物，純白的蝴蝶蘭不僅時常被畫家入畫，在過去台灣生活器用上，也時常用以裝飾，在展覽中即可見到多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