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蓉專欄】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下一步，文化資產保留區可行嗎？

歐美許多代議制的國家為求廣納眾議，近年開始嘗試開放公民直接發聲的管道。如美國白宮自2011年起設有「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網站，凡在30天內連署超過十萬人的訴願，都會獲得白宮正式回應；英國國會也在2015年新增請願委員會（Petition Committee），且隨即因為翌年年初要求禁止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入境英國的訴願迴響熱烈，引起注目。台灣亦有國家發展委員會在擴大施政量能期待下建置的「提點子：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只要附議超過5,000人的提議即成案，主管機關必須在兩個月內給出具體回覆。平台成立迄今文化類共有三個點子順利成案，除「陣頭㓉動應審核與規範」屬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另外兩個都和實體建築有關：其一為「遭遇火災的文化資產及用地，一百年內不得做修復原狀以外的用途」（簡稱「案例一」）；其二是甫於6月5號跨過附議門檻的「成立台灣歷史建物保留區，收容因故無法原地保存的歷史建物」（簡稱「案例二」）。

像這樣的歷史建物保留區，和博物館學中戶外博物館（open-air museum）的概念近似。世界上首座戶外博物館始於丹麥，但真正將戶外博物館思維發揚光大的卻是瑞典人亞圖．哈佐勒斯（Artur Hazelius）於1891年在斯德哥爾摩鹿苑島（Djurgården）所建的斯堪森博物館（Skansen）。19世紀後期，瑞典在工業革命及人口外流的衝擊下，原有鄉村面貌及生活方式產生嚴重質變。本為北歐博物館（Nordiska Museet）館長的哈佐勒斯為了避免傳統文化散佚，於是陸續買下瑞典各地具代表性的建物移往園區陳列。因北歐寒冷乾燥，木式構造保存狀況良好，拆卸後重組的工程基本可行，但哈佐勒斯除了投入自身財力外，還需要115個捐款人連續十年每年捐贈100克朗，才得以支持這項宏大的計畫。

依縮影呈現瑞典歷史、地理、社會企圖所打造的斯堪森博物館現有30萬平方公尺，150餘棟自14至19世紀、來自瑞典南北的農舍、店鋪、住家、倉庫等各行各業不同類型建物，皆為原件重現，僅有三棟是復刻版，專屬原住民薩米人（Sami）的區域則是與薩米人合作完成。因為觀眾在參觀不同房舍時，必須在園區間穿梭走動，故有戶外博物館之名。另外，斯堪森博物館還有幾處作法和一般博物館相異。如屋舍雖是展品，卻不以維護為由而隔絕，反而盡可能地維持原有功能，所以園區內的教堂現仍舉行禮拜及洗禮儀式，且是瑞典最受歡迎的婚禮場地。更特別的是，為了忠於建造物原來如工坊、商店等用途，身穿符合時代背景服裝的導覽人員，也會循舊法示範乳酪、蠟燭、工具製作或生火烘焙、織布紡紗。加上哈佐勒斯對民俗的重視，每逢瑞典重要節日，如12月的聖露西亞節（Saint Lucia’s Day）和聖誕節，館方都會熱鬧慶祝，也因此在無意中，一併保存了工藝、慶典、音樂、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斯堪森博物館服飾、傢俱、技藝、建築等所共築的新鮮環景展示，不但在世紀末激起瑞典人的愛國情操，也以柔軟的懷舊調性和可觸的古早餘韻，在其他國家掀起仿效之風。

案例二引援為例的日本博物館明治村（Museum Meiji-Mura），其實也是一個典型的戶外博物館。明治時代短短45年（1868-1912），但從大政奉還、廢除幕府，到日俄戰爭大勝、殖民統治韓國，可謂日本史上變化最劇烈的半世紀。而明治建築融合日式美學技術和西方樣式材質，是當時東西交流、百年一瞬最具體的結晶之一。不過二戰期間，日本滿目瘡痍，戰後快速的都市化對老屋保存更是不利。建築師谷口吉郎（Yoshiro Taniguchi，紐約現代美術館建築師谷口吉生之父）於是尋求其第四高校同學，也是名古屋鐵道株式會社社長土川元夫（Motoo Tsuchikawa）的經濟支援，在愛知縣犬山市設立占地約有100萬平方公尺的明治村，復原從各處搶救來的特色明治建築，包括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設計的東京帝國飯店大廳及入口處倒映池、京都聖約翰教堂、札幌電話交換局、金澤第四高校物理化學教室及武術道場等；和台灣相關的房舍則有牡丹社事件日軍將領西鄉從道（Judo Saigo）的故宅及乙未戰爭時以軍醫身分來台的森鷗外（Ogai Mori）住處。明治村雖然以立牌和蠟像居多，但是有穿和服的導覽人員，以寄信給十年後自己為主打的宇治山田郵便局和以煤炭為燃料的蒸汽火車也照常運作。而且既然吃牛肉、喝牛奶是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象徵，村內的大井牛肉店當然也配合地在二樓餐廳供應牛肉火鍋予遊客嚐鮮。

斯堪森和明治村沉浸式（immersive）的參觀經驗和對前朝的浪漫回顧，都和過往冰冷客觀的博物館大異其趣，也因此受到觀眾和影劇拍攝單位的喜愛。不過戶外博物館因為在老屋去留上選擇連根拔起，和文化資產原址（in-situ）保存的思考不符，並不是維護文化資產的首選，只能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替代方案。

首先，建物解體移置既耗時又費工，有可能造成佚失或減損，也不見得適用於所有建構。如帝國飯店大廳以磚、大谷石及鋼筋混凝土建成，但水泥無法逐塊編號拆解，谷口吉郎只能盡量保存石材、磁磚和可以拆卸的材料。即使如此，明治村還是花了六年時間才完成重建。

其次，文資保存不僅重真實性（authenticity），也重完整性（integrity），而完整性的三大原則：保存能夠展現普世價值的所有要素、有足夠的範圍充份凸顯遺產重要性及不受環境開發等負面因素影響，前二項都只有在與原周圍脈絡扣連的前提下才容易實踐。畢竟文化資產作為見證歷史的場域，如可以其空間紋理涵構和周邊對話，當能更彰顯價值。舉例來說， 四高校友、也是一代文學大師井上靖（Yasushi Inoue）小說《北方之海》的主角，就是在四高柔道社練習，為了和學長一起擊敗六高，曾想拚命讀書考進四高成為正式學生，不過道場「無聲堂」在遷入明治村後，名校菁英氛圍已經很淡，反而四高本館在廢校後就地保存，現為石川近代文學館及四高紀念館，它在展示四高輝煌校史上，就比明治村的層次豐富。這次台北市三井倉庫東移51公尺的爭議中，反對陣營也是基於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主張與原址的斷裂會孤立三井倉庫而有疑慮。

因為以上種種原因，建構物移遷後還能取得法定文資身分的情形並不常見。明治村標榜在園內67項建物中，已有十項獲國家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如宇治山田郵便局舍建於1909年，1969年移入明治村，1971年恢復營業，1999年才以現存唯一明治時代木構郵局的特殊性獲指定為文化資產，和埃及阿布辛貝神殿（Abu Simbel）遷往高處後仍列名世界遺產一樣，同屬比較特殊的案例。

說到底，不管是唯恐文化資產發生自燃的案例一或期望地主／歷史建物雙贏的案例二，都是台灣都市開發和歷史保存拉扯下的無奈產物。只是在指涉對象上，案例一已被指定或登錄，不易遷址（只能自毀？）；案例二未獲指定或登錄，可以搬移。但在接下來的評估中，保留區提案還必須慎重檢視被誤用的可能性：一個收容歷史建物「因故」無法原地保存的替代方案，會不會反倒成了產權所有人之後在面臨拉扯時的優先選擇，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放心進行都市更新，使得歷史建物「因此」無法原地保存？再者，博物館並不等同保留區。博物館有系統性的典藏政策和預算額度，如斯堪森和明治村的建物都是經過嚴格挑選才入園的，保留區如果偏向為無處可歸的房子、建材提供安身之處，就不能太堅持入藏標準，未來展覽策略、管理經營也會因收容的性質而相對難以規劃，所以需要事先周密的討論並決議其定位。

對大部份關心文化資產的人來說，「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或許是歷史建物保存最基本的功課。公民討論往往冗長且充滿挫折，從刪除線的左邊到右邊也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正是這一次又一次豐沛的公民力量表達，推進著我們在蜿蜒的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