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擦去與重寫的歷史 肯特里奇的樣板劄記

作為一個左派學校出身的人，不得不說，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 b. 1955）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UCCA）的特展「樣板劄記」給了我極大的滿足。作為UCCA的年度大展，「樣板劄記」展出了從1988年到現在的27年裡肯特里奇的全部重要作品。

肯特里奇出生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父母都是人權律師，父親曾經是曼德拉的辯護律師。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肯特里奇的身分非常奇妙，他是白人卻是猶太裔，身為隔離制度的抵制者，本身卻不受隔離制度的強力壓迫……，這些矛盾衝突一直都在肯特里奇的作品中反復出現。

肯特里奇有一系列圍繞「蘇荷．埃克斯坦」這個虛擬人物產生的創作。除了架上繪畫，「蘇荷．埃克斯坦」系列包括十段動畫影像，以南非首都約翰尼斯堡的私人採礦場為背景，敘述資本家蘇荷、他的妻子，和映射藝術家本人、身分低微卻幻想的菲利克斯．泰特鮑姆，此三人之間的奇特三角戀。這一組動畫作品描寫了一段荒誕的感情，並不斷反覆肯特里奇鍾愛的敘事手段——擦去與重寫。

在他的作品《我曾經知曉的一首詩》（A Poem I used to Know, 2012）中，肯特里奇把字典撕毀後重新平鋪用作畫布，然後用墨水畫了一棵茂密的大樹。字典是某門語言的全部詞彙集合，象徵孕育文學和詩的能力，好似子宮之於胚胎，肯特里奇此時將「子宮」毀棄用墨汁進行繪畫，對應的正是這種「擦去與重寫」的步驟。

擦去與重寫的手法在他的《二手閱讀》和相關作品中，有了更加微妙的運用。這裡，他創作了帶剪影的手翻書和剪影手翻書的動畫，觀眾讀的是一本書裡的剪影圖像而不是書的內容。肯特里奇認為歌劇和動畫類似，是理想的藝術表現形式，能從不同角度詮釋同一個主題，聯繫觀眾和導演。同時，動畫有一種超現實的魔力，能讓觀眾接受荒誕的故事。從「蘇荷．埃克斯坦」系列開始，肯特里奇不斷將種族隔離下南非的許多「現實」轉寫成奇妙的「荒誕」，在潛移默化之間讓觀眾接受。

然而，擦去與重寫，只是肯特里奇的慣用敘事手段，他表現的主題也有強烈的一貫性：種族隔離制度下後殖民主義的身分認同、對革命的希望、對烏托邦的恐懼和忌憚、依存的光和影。可以說，荒誕是肯特里奇的手法，而政治和身分是他永恆的主題。

作品《對時間的拒絕》用一組五頻的音訊裝置環繞一個布置得近似教室的封閉環境，整個空間的中心則是一台被稱為「大象」的機械。這件作品通過動態雕塑探索時間和歷史觀念。這五組影像都在通過嚴謹的科學手段探討荒謬的課題，整個空間像是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和扎米亞京（Yevgeny Ivanovich Zamyatin）的《我們》的混合版。通過製造這種荒誕的複刻版現實，肯特里奇嘗試凍結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從而達到拒絕時間的目的。

這種反烏托邦情節絕非偶然，在他的《我不是我，這匹馬不是我的》（2008）中，藝術家將影像、裝置和演講結合，展示理想主義被現實蠱惑後的結果。這件作品是將多頻影像在封閉的房間裡展示，從理想化的舞蹈開始，經歷烏托邦被現實妥協、蠱惑，最後在荒謬的暴力動畫中結尾。

與大眾意見相悖，肯特里奇認為啟蒙運動不僅僅代表理性時代的開啟，更多的是唯理主義的開端——促成了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的扭曲邏輯，並給這種邏輯冠以理性之名。這種討論，在很大程度是與對後殖民主義社會的研究有所聯繫。在殖民主義裡，種族政策並不是南非特有，然而把它一路帶進後殖民主義卻是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所獨有的。

這次展覽最為「亞洲」的作品則是與展覽同名的作品《論樣板戲》，包括三段一組的芭蕾舞影像。這是肯特里奇對南非之外地區的思想、政治和社會歷史的一種嘗試。芭蕾從法國起源，傳到俄羅斯後經過改寫，再傳到中國，和共產主義傳播到中國的過程非常接近。這種柔美的舞蹈形式，在這組作品中卻帶有明顯的說教性和程式化，像一個不能輕易被改寫的範本（樣板戲），然而這段舞蹈本身的存在即是對芭蕾這個藝術形式的最大重寫。

肯特里奇的作品整體有一種凝固時間的能力，通過不斷對創作主題的擦去和重寫，藝術家反而將主題剝離出時空之外加以凝固。他表達的嚴肅主題：烏托邦、身分、種族隔離、政治，都沒有衝突感和主觀的臆斷，而是一種將歷史抽離時空之外的能力。 �蹈本身的存在即是對芭蕾這個藝術形式的最大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