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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文杰專欄】臺灣百年醫療文資地景

【蕭文杰專欄】臺灣百年醫療文資地景

【Column by Hsiao Wen-Chieh】An Overview on Taiwan’s Century-Long Medical Cultural Heritage
對於醫療文資,筆者認為還有許多未竟之路。因為有許多沒有身分的潛力文化資產,現狀看似維護狀況不錯,不過難保未來不會被破壞。

COVID-19疫情在全球肆虐,本來自以為是防疫模範生的臺灣,也難逃這波疫情。隔離、防疫旅館、檢疫、專責醫院、疫苗等,最近成為常被搜尋的關鍵字,但享受現代生活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臺灣這塊土地,百年前因為公共衛生不佳被稱為瘴癘之地。

天花、鼠疫(黑死病)、霍亂、瘧疾、肺結核、漢生病等傳染病,都曾經出現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能脫胎換骨,將疾病隔絕,是有前瞻的規劃者與感人的醫生奉獻。這些先賢,興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築,只是臺灣向來不重視歷史教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即使留下這樣的歷史地景,不僅關注者有限,更少有人由醫學人文及公共衛生的角度去詮釋、看待。

因此本文談談百年以來臺灣出現過哪些這樣的地景跟重要人物,哪些被留下?哪一些被拆除殆盡?

清朝統治時期下的臺灣西醫地景

清朝治臺時期公共衛生不佳,缺乏有系統且科學的規畫,公衛設施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光緒年間劉銘傳來臺,聘請日本技師引入「鐵支井」開鑿技術,在博愛路、衡陽路一帶開鑿3口深水井, 試圖改善飲水衛生,不過成效有限。另劉銘傳在臺北城內考棚設有臺北官醫局,招聘西人醫師韓先(Hunsen)為病人免費看病,這是官方引進西醫的濫觴。但是到了邵友濂接任巡撫後,以沒有經費為由,將其裁撤。

西洋醫學的傳播並沒有因為清朝官方將西醫裁撤就宣告終止,由於天津條約,臺灣開放了安平、淡水、打狗、基隆為通商口岸,清朝政府邀請英國人士幫辦稅務,管理海關,允許洋人傳教。

洋人要遠渡重洋來到公共衛生欠佳的臺灣,不能只憑藉著冒險的精神與勇氣,他們首先要解決自身安全的問題,有醫師與西藥同行,是基本配備及保障,而英國人必須管理海關檢疫,這也使開港通商的港口成為早期西醫進駐之地。

另外19世紀末隨著西方勢力擴張,教會派遣傳教士來臺,為了確保傳教順利,具有自然科學或是醫療背景的人是成為優先選擇。這些具有醫療知識的傳教士隨身攜帶藥品,除了可以在遭遇傳染病感染時服用保命,西藥更是是傳教的利器。尤其是當原本習慣求助漢醫、問卜、吃香灰的本地人,他們散盡家財都無法解決病症時,西藥成為死馬當活馬醫的最後希望,此刻若是有所好轉或是藥到病除,皆可以視為基督的神蹟,成為改信基督教的契機。

清朝時期的臺灣,就在這樣氣氛之下,開始有洋人教會經營的醫館出現。不過,西洋人設立的醫館鮮少能被留下,曾在南部傳教的馬雅各是早期醫館開設的代表人物,文獻顯示,1865年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曾在臺南看西街布道所設立醫館,但是遭受到漢醫的排擠,民眾受到挑撥包圍醫館,僅開23天就關門。

馬雅各。(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馬雅各在臺南傳教受挫後,回到高雄旗後。他向當地人呂魁租屋成立了「打狗禮拜堂」與「打狗醫館」(註1),並且推薦海關醫員萬巴德(Patrick Manson)到「打狗醫館」擔任診所醫師,這個「打狗醫館」規模有8床病床,可以說是高雄最早的西醫院。

萬巴德醫師在1871年離開臺灣前往廈門,1887年創立香港西醫書院,1899年創立倫敦熱帶醫學校,他的亞洲醫療經驗豐富了他的醫學研究,使他成為了「熱帶醫學之父」。

而原「打狗醫館」在萬巴德離臺之後,由萬巴德的弟弟萬大衛(David Manson)繼續主持。1880年打狗醫館停業。洋人以紀念萬大衛為由,另闢建兩層樓洋樓的慕德醫院,來延續打狗醫館的業務。

慕德醫院在1883年開設醫學課程,是臺灣第一所西醫醫學院。這個醫院設有12床病床。其規劃可能是比照英國南丁格爾的預防感染的建議標準,內部空間的設計是:

1. 病床與病床之間間隔至少3英呎。
2. 病床與牆壁之間距離至少9英吋。
3. 每張病床旁邊都有一張茶几和一張椅子。
4. 兩面相對的牆都有窗,窗的總面積至少占牆的總面積的紛紛之一。
5. 床的上緣離天棚1英呎,下緣離地2至3英呎。
6. 牆面塗白漆或不反光塗料。 

可惜清代南臺灣,長老教會的醫療地景並沒有任何建築留下,因此無法親眼見證,反倒是北臺灣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與華雅各(James B. Fraser)醫師留下了醫療地景。馬偕牧師與華雅各醫師相繼在1872年與1875年在滬尾落腳。

滬尾偕醫館。(攝影/蕭文杰)

在衛生條件不佳的環境傳教,傳教士同樣身處危險,以馬偕為例,他曾在傳教過程中染上天花、瘧疾、痲疹、水痘,因此平常傳教必隨身攜帶重要藥品。另外免費的西藥對於吸收信徒有莫大幫助,尤其是馬偕帶來的瘧疾特效藥,治好不少病患,因此聲名大噪。偕醫館就是馬偕在1879年成立的,是臺灣北部第一家西式醫院,如今建築依舊存在。

馬偕故居。(攝影/蕭文杰)

傳教士對於異鄉的住居也展現充分的智慧,馬偕與華雅各的住居在1875年完工,他們選擇在淡水埔頂山丘上興建住宅。選擇這樣地方是可以眺望港口,又能保持乾燥。這一類建築被稱為陽臺殖民樣式,是受到大航海時期其他西方人在殖民地住居的影響,對於西方人而言,這是注重陰影及遮陽、保持通風、快速排水的住居,可以盡量避免風土疾病。或許,正如巴爾札克所言:「外鄉人才會徹底地把自己的事情考慮周詳;而且,當他們的思維接觸到是時領域時,你們就看到了完整的事物。」

華雅各故居。(攝影/蕭文杰)
華雅各故居,山牆上有興建的年份1875。(攝影/蕭文杰)

而今日我們所見的馬偕醫館、馬偕故居、華雅各故居、馬偕墓園、華亞各夫人墓,是清代洋人以醫學傳教,在臺灣少數留下的地景,彌足珍貴。

日本統治時期的因防疫與醫療出現的文資地景

1895年清朝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接收臺灣的日軍雖然遭遇到臺灣人的反抗,但是日軍人員的損失大部分並非來自戰鬥死亡,而是病死的居多。染病者以感染瘧疾、痢疾、霍亂、傷寒為主,接著1896年臺灣發生急性傳染病鼠疫,這些疾病嚴重威脅了日本治臺。

1939年日治時期臺灣上水道分布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於日本統治者而言,若想在殖民地上取得經濟上的利益,就必須先解決基礎的公共衛生及醫療問題。統治初期棘手的各項問題,甚至讓乃木希典總督支持將臺灣售予法國,但是遭到兒玉源太郎等人反對。

就筆者觀察,日本政府為了解決臺灣傳染病問題,在臺灣做了幾項改革與建設,這些公共衛生工程,使建築地景改變,其中部分建築至今仍留存,亦有被拆除的,以下針對具文資身分或是潛力價值者分別簡單敘述:

1. 上、下水道類文化資產

臺灣總督府為了解決臺灣公共衛生問題,於1896年聘請原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後藤新平委請有現代化城市規劃經驗專家來臺,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蘇格蘭人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

鄉原古統筆下的臺北的水道水源地其實也暗喻著臺北市一個乾淨可以安心旅遊的城市。(© 臺北市立美術館)

巴爾頓經過調查後,認為要杜絕臺灣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設置上、下水道(即自來水與排水道)。不過巴爾頓壯志未酬,1897年,他在為臺北水道水源地探勘時,不慎在新店溪上游罹患瘧疾,後續又感染赤痢及肝病。惡疾纏身,使他在1899年就病逝在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巴爾頓的構想多由門生濱野彌四郎及後續工程師接續完成。根據昭和16年( 1941)統計資料,全臺合計有157處水道設施,部分設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有些已登錄為文化資產。

若用防疫觀念觀看,日治時期興建,現存的基隆的水道及水源地(西勢水庫)、暖暖淨水場,新北市的滬尾水道,臺北的水道水源地、草山水道系統,臺中的水源地上水塔、水源地第二集水井,彰化不老泉,臺南的原臺南水道,高雄的打狗水道淨水池、竹寮取水站等,這一類上水道設施,是預防霍亂、傷寒、赤痢、等流行疾病蔓延的重要設施,也是當時具革命性、歷史性的建築工程。

基隆水道貯水池記念碑,位於西勢水庫內。(攝影/蕭文杰)

至於日治時期的下水道設施,這類外觀不美的設施,近年常因都市開發而出土。這類衛生設施因外觀缺乏視覺上的美,很難吸引民眾目光,也難遭到文資委員青睞,無論是華光城牆石下水道、延平南路城牆石下水道,都無法以文化資產方式被保留,僅北門捷運站內保留了一小部分日本時代下水道建設的水管遺跡,只能說文資保存觀念有待宣導。

基隆暖暖淨水廠。(攝影/蕭文杰)

2. 呈現都市計畫防疫特色的日式建築

除了有乾淨自來水可以保持衛生之外,日本政府為了因應鼠疫、霍亂、傷寒等熱帶疾病的傳染,頒布許多法令,如《臺灣家屋建築規則》、《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大清潔法》、等。

1900 年設立的《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及相關施行細則,要求在通風、排水、排泄物處理、防潮、防鼠、防蟲、廁所設置等建築硬體,須符合各項衛生及預防疾病規定,造就了今日我們今日所見的日治時期建築外觀。

日式建築之廁所通風。(攝影/蕭文杰)

另外《臺灣污物掃除規則》、《大清潔法》等措施的實施,各街市之門前必須設有塵芥箱(垃圾桶),都市也出現了燒卻場。燒卻場就是垃圾焚化爐,今日看來可能是嫌惡設施,但是又是現代城市的必要品。筆者認為,臺北市的文化資產當中,龍口町「塵芥燒卻場」十分具歷史意義,這是日治時期特別引進的「岩本式自然通風爐」,是臺北市公共衛生建設之重要指標,於2014年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不過可能是國人難以發現其價值,不夠注重,文資審議已經註明,未來將是移築異地保留。

龍口町塵芥燒卻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3. 醫療病院、醫學校、避病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的設立

醫院、醫學院、避病院、熱帶醫學研究所都是屬於醫療機關,日本統治初期就已經設立,但此四者功能略有不同,所謂的醫院主要是負責醫療;醫學校是負責醫師培訓;避病院主要是隔離,熱帶醫學研究所是疫苗、醫藥的研究機關。

臺大醫院舊館。(攝影/蕭文杰)

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於澳底登陸後,為了治療生病或是受傷日軍緊急設立官方醫院,不過征戰期間,新建醫院興建緩不濟急,因此借用民宅、寺廟,直接改成簡易的野戰醫院。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野戰醫院,就是1895年的「大日本臺灣病院」。這所病院是今日臺大醫院的前身,最初設立在臺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

1896年「大日本臺灣病院」改名為「臺北病院」,到了1897年開始創辦醫學講習所,收臺灣人為學生,此階段才開始兼具醫院及醫學教育性質,而該年5月「臺北病院」再度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

1898年5月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遷移,由大稻埕的千秋街搬到臺北城內的明石町,即今日臺大醫院舊館區。而醫學專門的學校的正式產生是1899年4月,名稱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最初借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一角,今有臺大醫學院舊館留存。

臺大醫學院舊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置就是協助防疫工作,最初學制是五年。1919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修業年限由5年延至8年(預科4年本科4年),1922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學制比照日本國內醫專,改招收中學校畢業生,1936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

而避病院是基於檢疫與隔離所興建,日治時期興築的避病院許多已經消失。2019年,日治時期興建的松山療養院病棟建築被誤判為戰後建築倉庫,導致拆除。少數留存的有臺南避病院、樂生療養院等。

至於以防疫為研發的醫學單位,現存且較經典的,筆者主觀認為是「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此機關原本是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下的機關,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創設,1939年4月完工,這是以研究疫苗、地方衛生用藥、熱帶病、毒蛇血清、寄生蟲為主的單位。日治時期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在2020年指定古蹟,此機關更是臺大公衛系的前身。現址目前由國防部使用。

由捷運上可以眺望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攝影/蕭文杰)

筆者認為,日治時期留存的醫療文資地景雖然較清朝時期多,但是缺乏整體去看待,若只淪為建築美學,實在很難窺視當時為防疫所做的努力,因此必須盡量全貌呈現。

醫療文化資產的未竟之路與遺珠之憾

保留文化資產,闡述醫療文資地景的目的是什麼?筆者認為是知往鑒今。由此認知公共衛生建設的重要,及先人努力,成果得來不易。

而能經歷清朝、日治的醫療地景,至今也約百年,不過文資保存卻是非常不容易。能僥倖逃過大地震,卻未必能逃過缺乏歷史觀的執政者,因放縱開發、怠惰而拆除。

近幾年有歷史意義的醫療文資潛力地景逐一消失,例如以興建捷運為名,拆了樂生療養院局部;因調查不確實導致松山療養院舊病棟被拆;因列冊後放任不管,陳拱北宅也遭遇強拆。這些都說明了在特殊的環境下,必須有文化局用文資法來介入保護。

高木友枝銅像,其為熱帶醫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此銅像為黃土水雕塑,至今沒有法定文資身分。(攝影/蕭文杰)

對於醫療文資,筆者認為還有許多未竟之路。因為有許多沒有身分的潛力文化資產,現狀看似維護狀況不錯,不過難保未來不會被破壞,例如日治時期時的基隆水道貯水池記念碑,藏於彰化高中內的高木友枝銅像、馬偕故居、華雅各故居,都是沒有獲得政府文資法認定的遺珠之憾。這樣自然少了文化局的官方補助及宣傳,而處於疫情期間的臺灣公民,是否思考將這些潛力點也提報,來列入國家的保護呢?

台北松山陳復禮、陳拱北宅,列冊期間被拆除。此為拆除前所攝。(攝影/蕭文杰)

註解

註1 租期不限且可改建。

註2 資料來源:葉振輝《高雄市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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