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專欄】中國的40年造景:帝國統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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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德國反烏托邦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劇照。(圖片來自網路)
1927年的德國反烏托邦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劇照。(圖片來自網路)

中國的社會現實越來越接近那種對「未來社會」的暗黑想像——反烏托邦或者賽博叛克式(cyberpunk,另譯賽博朋克)的想像,類似1927年的科幻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或1982年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裡描述的景觀。在大國的某處,城市的邊緣,我們可以感知到統治者日臻完美的統治術:天眼系統、人工智慧技術,城市規畫藍圖、還有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

在改革開放政策推行的第40年,這種未來帝國式的景觀日益清晰。中國模式甚至讓民主世界感到危機,近日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的對華演講,讓人們似乎看到新冷戰鐵幕的到來。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14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準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註1)這展示了西方對於「單一政治」衰退的焦慮,以及不得不正視已經顯山露水的中國式治理術。「當時的中國(指秦代)已經形成了相當現代的文官服務體系,那是有一個非常理性的架構……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結構實際上與秦代建立的體系類似,也就是說有一個高品質的、中央化的、非親屬化的官僚體系,按照個人優異的素質來進行選拔。」福山曾在2011年的一次對話中談及中國的官僚制度對古代的承襲(註2)。擁護「中國模式」的學者鄭永年認為在實踐層面,中國的官民關係仍然在延續古代傳統(當然他也認為存在改革的必要),並認為「儒學」為知識分子從政治國、維繫社會秩序所具有的核心價值。福山所言的高水準技術官僚體系的建立在我看來是仰賴民眾對痛苦感知超長的反射弧(reflex arc),統治者們憑藉充足的容錯空間進行技術調整,將這種「古代式」的治理術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修正為今天看似高明和高效的統治形式:既開放經濟、發展技術,又可以控制民眾。

致穎的《文化館》紀念幣圖形設計手稿。(卞卡提供)
致穎的《文化館》紀念幣圖形設計手稿。(卞卡提供)

同時,中國模式還有向外擴張的跡象。2017年台灣的年輕藝術家致穎來到北京,偶然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了一個關於非洲木雕的主題館。他似乎意識到了兩種文化的奇怪相遇和背後的政治動機。第二年致穎杜撰了一套關於中國援建非洲文化場館的「紀念幣」,這套紀念幣的原型是中國曾發行的「寶島台灣紀念幣」。這是一個清晰的明喻,關於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在非洲大陸的移花接木。9月份這件題為《文化館》的現成物裝置作品在北京展覽的同時,這個城市的腹地正在進行「中非合作論壇峰會」,許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來到了北京,這是一次有趣的巧合。

致穎的現成物裝置作品《文化館》。(卞卡提供)
致穎的現成物裝置作品《文化館》。(卞卡提供)

古根漢美術館(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的策展人孟璐(Alexandra Munroe)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關於徐冰的學術論壇現場發言。(卞卡提供)
古根漢美術館(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的策展人孟璐(Alexandra Munroe)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關於徐冰的學術論壇現場發言。(卞卡提供)

在8月底的一場關於藝術家徐冰的國際研討會上,古根漢美術館(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的策展人孟璐(Alexandra Munroe)多次強調徐冰是一位國際藝術家。在此之前巫鴻的發言中提及徐冰1989年發表在《北京青年報》的一篇題為〈在僻靜處尋找一個別的〉的短文,文中徐冰表述了避世和自我修為的藝術觀念:「當今的藝術這個行當成了一個競技場,我在這裡要做什麼呢?作品交給社會如同把生靈趕入市場,它已經不屬於作者自己了,它屬於所有與它接觸的人。它變得具體而又污濁。這使我想到要離開它,再去僻靜處尋找一個別的」。從早年徐冰類似道家自我邊緣和儒家獨善其身的文化觀,到他今天在北京碩大雄偉的回顧展,再到 「國際藝術家」的身分定義,可以勾勒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既是古典的又是世俗的上升軌跡:從寒窗苦讀到「治國平天下」的艱難歷程,這符合「儒學」傳統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獲得文化權力的行為範式。這個範式擱置在今天中國社會現實的背景下觀看,是某種關於中國模式的文化表徵,這並非是附會。1990年代初那批奔赴海外的中國藝術家(包括徐冰)挪用中國傳統符號的創作曾被評論家視為是借屍還魂,那麼今天徐冰看起來已經可以在「單邊全球化的終結與人類紀(Anthropocene)的到來」(註3)的背景下,面向國際登堂入室。

學者巫鴻在論壇發言時展示了1989年的一期《北京青年報》上徐冰發表的文章《在僻靜處尋找一個別的》。(卞卡提供)
學者巫鴻在論壇發言時展示了1989年的一期《北京青年報》上徐冰發表的文章《在僻靜處尋找一個別的》。(卞卡提供)

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徐冰思想與方法」展覽入口一景。(UCCA提供)
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徐冰思想與方法」展覽入口一景。(UCCA提供)

今天中國年輕人包括年輕的知識分子們接受教育的年代是在1989年之後,這是一個強化思想控制和經濟加速的時期,經濟的上升期讓思想控制變得合理。所以反叛精神在這一代人中變得越來越少,他們總是做看起來正確的事情,即便是某種反抗,也是帶著他們自身的某種歸順。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了廣東惠州的青年馬列主義者組織工會説明工人維權(註4),他們説明底層民眾爭取權利,堅定地學習習近平思想,當然他們中的一些人也依然遭到了當局的抓捕。這就像是《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裡被義體機甲和記憶晶片包裹靈魂的少佐草薙素子,或者《銀翼殺手》中的人造人,自我認知錯亂,也不知道為誰而戰。不得不說這就是統治術規訓的成功。

1991年徐冰組織團隊在北京金山嶺長城拓印城牆,開始創作他的重要作品作品《鬼打牆》,這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版畫。(卞卡提供)
1991年徐冰組織團隊在北京金山嶺長城拓印城牆,開始創作他的重要作品作品《鬼打牆》,這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版畫。(卞卡提供)

徐冰在2003年的作品《緩動電腦台》在展覽現場,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產品,曾申請「三徐」品牌專利,這裡集合了東方式的巧思、科技崇拜和商業思維。(卞卡提供)
徐冰在2003年的作品《緩動電腦台》在展覽現場,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產品,曾申請「三徐」品牌專利,這裡集合了東方式的巧思、科技崇拜和商業思維。(卞卡提供)

同樣在中國的南方,關注社會介入的藝術家們的工作步入了低谷,在行動方向和某些價值取向上,關注社會介入的藝術家和策展人的價值觀與毛澤東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他們是不同類型的激進者,但都是被相關部門打壓的物件。去年策展人滿宇和李一凡在深圳的城中村裡發起的「臨時藝術社區」被官方叫停無疾而終,之後介入性藝術的鬆散群體也隨之步入了一個全面的低谷。

2018年1月20日在深圳羅湖的「臨時藝術社區」關於城中村的討論現場,參與討論的包括設計師、規劃者和村民。(「臨時藝術社區」提供)
2018年1月20日在深圳羅湖的「臨時藝術社區」關於城中村的討論現場,參與討論的包括設計師、規劃者和村民。(「臨時藝術社區」提供)

2018年1月21日在深圳羅湖清水河村,「臨時藝術社區」的項目之一,藝術團體「西三電影製片廠」籌備的「清水河演唱會」現場一景,演唱會的歌曲都是「西三電影製片廠」團隊和村民們共同創作和表演的。(「臨時藝術社區」提供)
2018年1月21日在深圳羅湖清水河村,「臨時藝術社區」的項目之一,藝術團體「西三電影製片廠」籌備的「清水河演唱會」現場一景,演唱會的歌曲都是「西三電影製片廠」團隊和村民們共同創作和表演的。(「臨時藝術社區」提供)

早在文革結束後的十年左右的時間,差不多是整個1980年代,普遍被視為是一個短暫的思想解放的春天,好像是寒冷極夜間隙短暫的天光。最近剛在泰康空開幕的研究型展覽「家中的攝影班:星期五沙龍1977-1980」(簡稱「星期五沙龍」)把我們帶回了改革開放最初的兩三年間,重現了匱乏年代裡的人文主義精神。展覽現場還原了北京電影製片廠職工大院裡年輕的攝影愛好者們研習攝影的場景,也呈現了他們當時的創作和生活的片段。那是一段短暫的時光,他們是懷著樸素且嚮往美好事物的情感參與到其中。當「星期五沙龍」在今天進入攝影史話語研究系統的時候,當年的參與者們深感意外。

泰康空間的「家中的攝影班:星期五沙龍1977-1980」展覽現場,策展人重現了當時星期五沙龍創作和學習的北京電影廠職工宿舍的內景。(泰康空間提供)
泰康空間的「家中的攝影班:星期五沙龍1977-1980」展覽現場,策展人重現了當時星期五沙龍創作和學習的北京電影廠職工宿舍的內景。(泰康空間提供)

「星期五沙龍」成員俞根泉的肖像攝影《演員朱琳》。(泰康空間提供)
「星期五沙龍」成員俞根泉的肖像攝影《演員朱琳》。(泰康空間提供)

今天的統治術越來越像是一個系統工程,越來越縝密,也越來越具有技術含量。比如人工智慧的運用,也包括最近彭斯在演講中提及的「社會信用分數」。在現行的官僚系統下,管理能力和執行力都決定了政府可以快速推進這些工作。統治術的工作的根本是對於人性的壓制,而藝術之所以存在本源是人性的解放,這是藝術史和文化史的最基本的課題。但是在今天,以追求思想解放為口號的改革開放政策實施40年的節點,釋放人性卻變成了稀有之物和年代久遠的追憶。

1979年5月,在順義東府村的拍攝活動。(攝影/狄源滄,泰康空間提供)
1979年5月,在順義東府村的拍攝活動。(攝影/狄源滄,泰康空間提供)

攝影師狄源滄的日記,記錄內容為1978年10月1日「星期五沙龍」的十渡攝影采風之行。(泰康空間提供)
攝影師狄源滄的日記,記錄內容為1978年10月1日「星期五沙龍」的十渡攝影采風之行。(泰康空間提供)


註1 引自《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為2014年9月再版的中文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的代序。
註2 引自2011年6月,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與中國學者張維為在上海市文匯講堂的一次辯論。
註3 引自《作為政治概念的宇宙技術》,作者為旅德香港學者許煜,文章討論了中國的哲學傳統在新的技術哲學中的可能。
註4 詳見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年9月29日的評論文章《當愛黨的青年走上街頭》


延伸閱讀
〈【卞卡專欄】中國的40年造景:技術的正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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