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專欄】「挑釁者」堅果兄弟的緊急時刻和他的臨時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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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用「挑釁者」描述堅果兄弟聽起來有些負面,至少他沒有惡意,但這次他真的挑釁了很多人。他的行動連同在北京798藝術區的那間僅存在13天的「超市」,讓不少人寢食難安,他自己也遭遇了各種指謫、警告,甚至是恐嚇。

堅果兄弟在「超市」內留影,背景瓶內即是泛黃的村民飲用水。(卞卡提供)
堅果兄弟在「超市」內留影,背景瓶內即是泛黃的村民飲用水。(卞卡提供)

我之前並不了解堅果兄弟,但知道他用北京的霧霾——這些可被吸入的顆粒物製成了一塊磚,這個駭人的警世之作讓它成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中的名人。如果說談論「霧霾」在今天的輿情下還算是一種「正確」的話,這次他以「農夫山泉」這個中國最成功的飲用水品牌之名,將西北偏遠的榆林小壕兔鄉被嚴重污染的生活用水運至北京展示和售賣,則充滿了爭議。

友人在堅果兄弟的「超市」內留影。(卞卡提供)
友人在堅果兄弟的「超市」內留影。(卞卡提供)

堅果兄弟稱這個行動是「帶鹽計畫」,他用一萬瓶農夫山泉飲用水向當地村民交換了相同體量的村民的日常飲用水,並將村民的日常飲用水重新罐裝進農夫山泉的瓶中。期間因為驚動了村長,使得整個行動像劇情片一樣變得緊張和驚險,但終於還是將其中8,000瓶礦泉水運往了北京(另一部分運往西安)。友人提供了798藝術區一條小巷內的一處狹窄的通道,可以作為「帶鹽計畫」的臨時展廳,藝術家也將這裡定義為賣水的「超市」。6月21日這8,000瓶泛黃的「飲用水」被陣列整齊的擺放在牆壁的隔板上,加上招牌、POP招貼和冰箱,讓這裡看起來像個真的「農夫山泉超市」 。如果關注這個事件,那麼接下來的事態發展就像是在「追劇」,每天都有變化。先是主流媒體發布這個藝術項目,然後傳來榆林官方被迫承認了水污染的事實(註1),幾家可能的製造污染源的企業(目前還缺少直接證據)也暫時停產,緊接著「農夫山泉」的法務部也合乎情理的登場了,警告堅果兄弟必須停止侵權和損壞品牌形象的做法,直到7月3日工商局直接上門,查扣了陳列在這裡的水,同時也查封這家「小店」。也許這是中國第一個被工商監察部門封禁的藝術展。

小壕兔村外疑為企業排出的廢水積成的水潭。(卞卡提供)
小壕兔村外疑為企業排出的廢水積成的水潭。(卞卡提供)
小壕兔村村民們將村中的水灌裝至空的「農夫山泉」瓶中。(卞卡提供)
小壕兔村村民們將村中的水灌裝至空的「農夫山泉」瓶中。(卞卡提供)

整個的行動都是在藝術的名義下進行的,所以可以以藝術的角度審視它。從「農夫山泉」作為公共符號的挪用,到藝術家調動村民、官員、企業甚至公權力機關作為「元素」,在整個事件中相互的作用和角力,都可以被看作是以藝術撬動社會堅殼的一個積極範例——既有智力,也有行動力。這個798藝術區某處的狹窄通道的「超市」剛開的第一天,房東的反應非常緊張,他覺得自己攤上「大事兒」了,這是今天政治高壓下大多數中國人最自然的反應,也是許多藝術從業者心態的寫照:即藝術應該遠離現實和政治。中國的藝術家們曾經經歷了相當長期的一個階段,藝術作為工具被要求服務於政治,進入1980年代之後經過幾代文化人的努力,藝術逐步擺脫了政治束縛,逐步走向本體自律。但當商業體系形成新的話語霸權的時候,新的文化保守派形成了,籍「藝術自律」之名,藝術創作變成了新的權力附庸。那麼這個時候,藝術重新轉向現實並不意味著藝術工具論的回潮,而是對固化的審美的解構和推向另一個層面。和那個「怕事」的房東一樣,藝術家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被一場場政治運動嚇怕了,失去了敏感性和應變能力。在去年底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事件中,藝術家和評論家們無不憤慨,但卻又一片茫然手足無措,堅果兄弟這次的行動中提供了一種緊急時刻下藝術應對的策略。

連夜安裝完畢的招牌,之後被房東要求拆除。(卞卡提供)
連夜安裝完畢的招牌,之後被房東要求拆除。(卞卡提供)
進入「超市」的798藝術區遊客。(卞卡提供)
進入「超市」的798藝術區遊客。(卞卡提供)

行動了另一個爭議點是關於「農夫山泉」作為一個符號在整個行動中的使用的「侵權行為」,這關乎藝術話語自由的倫理界限。漢斯.哈克(Hans Haacke)在1990年的作品《赫爾姆斯寶路之國》(Helmsboro County)和這個「帶鹽計畫」非常相似,參議員赫爾姆斯(Jesse Helms)強烈抨擊了作品涉及同性戀議題的藝術家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並提案立法禁止國家基金資助此類藝術家。哈克作為藝術家的回應是:將赫爾姆斯的頭像和言論印在仿造的放大版萬寶路(Marlboro)煙盒上,並命名赫爾姆斯寶路(Helmsboro)。和今天「農夫山泉」的遭遇差不多,兩個品牌都很無辜的被牽扯和指涉,不過萬寶路並沒有像「農夫山泉」那樣投訴和警告藝術家。

策展人鄭宏彬在「超市」內留影。(卞卡提供)
策展人鄭宏彬在「超市」內留影。(卞卡提供)

我們不能抽象地談論藝術的倫理界限,所以堅果兄弟提供了一個好的案例。有藝評人在其微信朋友圈裡發聲,措辭嚴肅的抨擊了對「農夫山泉」品牌挪用的做法:「就因為名字相關,藝術家就得讓企業體現企業責任感,多麼強盜的邏輯」。如果我們將堅果兄弟的行動在藝術的框架裡解讀,優質生活的象徵性符號和殘酷現實之間構成的謬誤感,使得這個挪用顯得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將自己置入社會議題的藝術家佈局的「權力的遊戲」中,農夫山泉正面或負面的回應,都可能有助於揭開水污染背後的權力黑幕。所以堅果兄弟決定冒險,當然他也必須承擔無法迴避的「侵權」責任,農夫山泉通過向工商局投訴的方式查封這個「售假攤販」這種相對溫和的方式,無論是什麼樣初衷,客觀說息事寧人的做法對藝術家來說也不算特別糟。當然暫時沒有如藝術家所願,通過發酵事件加速對真相的揭示。

將飲用水裝箱收繳,遠景為工商局人員在詢問為活動提供空間的友人。(卞卡提供)
將飲用水裝箱收繳,遠景為工商局人員在詢問為活動提供空間的友人。(卞卡提供)

漢斯.哈克的《赫爾姆斯寶路之國》旨在為藝術的言論自由發聲,而在今天「言論自由」已經變成了需要被屏蔽的敏感詞,在非正常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下,孱弱的藝術家個體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時使用的借力打力的招數觸碰紅線之時,特別是藝術家也已經被執法部門封店,在法律層面已經承擔責任,我們沒有必要以這樣的瑕疵扼殺藝術家的工作。假如(僅僅是假如)利益集團刻意投訴侵權行為採取封店的方式,達到平息和扼殺藝術家為水污染事件發聲的目的,那麼前文提及的藝評人若衛道人士般看似正言辭的指謫,和這些利益集團又有什麼分別呢?漢斯.哈克曾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關於《赫爾姆斯寶路之國》的對話的結尾處說道:「他們(指文化保守派,或偽革新派)從兩方面對真正的革新者進行刁難,當他們處於極端激進階段時,他們從左面進攻,指責革命者過於溫和、畏首畏尾、甚至抱殘守缺;當他們來個180度大轉彎,處於保守階段時,他們又從右面進攻,指責革新者冥頑不化、無可救藥,而且將他們本人的朝三暮四說成是思想自由的明證。」(註2)當然,今天中國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投機者多數時候處於第二種狀態。堅果兄弟在798藝術區佈置他的「超市」並承受著來自各方壓力的差不多同期,北京潮人追捧的木木美術館內正在進行一場關於藝術家書和獨立出版的市集,青年寫作者、藝術家、文藝青年們從各地蜂擁而至,盡享著藝術成為酷炫生活標籤帶來的滿足。書展的火爆、文藝青年的狂歡讓另一邊的堅果兄弟的困境和孤獨顯得更加分明。

工商局在接到農夫山泉的投訴後安排工人清繳飲用水的現場,並關閉了這間「超市」。(卞卡提供)
工商局在接到農夫山泉的投訴後安排工人清繳飲用水的現場,並關閉了這間「超市」。(卞卡提供)

堅果兄弟的行動的核心問題是榆林水污染的問題和背後的利益黑幕,在這種非常和緊急的時刻,去糾纏藝術的倫理話題是不道德的(但也並不是說侵權行為一定是合理的)。觸發了這麼多的不同聲音和回應,對於堅果兄弟而言,這個項目才剛剛開始,他將在個體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持續推進事態的發展(註3),或許意味著這個借藝術為名的行動已經開始超越藝術的範疇,變成了一個真正有實效意義的社會行動。

項目將在西安繼續推進,一輛杜撰的「農夫山泉」流動售賣車將繼續販售小壕兔村的飲用水。(卞卡提供)
項目將在西安繼續推進,一輛杜撰的「農夫山泉」流動售賣車將繼續販售小壕兔村的飲用水。(卞卡提供)


註1 榆林市環境保護局官網的聲明

註2 引自《自由交流》(Free Exchange),皮埃爾.布爾迪厄、漢斯.哈克著,三聯書店1996年6月版。

註3 堅果兄弟的這個項目也是鄭宏彬發起的藝術介入項目「九個發布會」的一部分,接下來會在西安以流動售賣車的形式繼續售賣剩餘的兩千瓶水,並計劃在榆林小壕兔鄉舉辦一個重金屬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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