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街頭到街頭:一種不畏於面對生活與愛的複雜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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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費城的藍科納醫院出生,但很古怪的,出生證明上我的出生地卻是寫賓州的歐弗布魯克。我很確定藍科納位在高級住宅區勞爾梅里恩,要付費才能成為那裡的人嗎?我想那裡的Polo衫會從小鎮的晒衣繩上被偷走,油漆和腳踏車也會從車庫被偷走;好吧我釋懷了。

我的母親在附近長大,住在蘭卡斯特(Lancaster)和卓卡索(Drexel)一間外表看起來不錯的出租公寓裡,在我出生後,有印象她搬到另一個街區,附近有間破舊的房子,那裡有24隻貓(真的)和5個人,他們以不打擾彼此的方式生活在那裡。差不多一年之後我妹妹出生了,至此,我們的怪異宇宙脫線家庭(Brady Bunch)算是完整了。我們叫爸爸是「法法」(我哥發音不標準所以我們也跟著叫),不過這沒關係,因為他也不太像爸爸,他比較像我生命中的過客,我已經25年沒見過他了。他在我15歲那年離開,當時我最新最棒的嗜好,是來自我身邊那位心煩意亂的單親家長,無力控制我叛逆狂野的行為而擁有的。所以,厄爾,感謝你的離開(真的,沒什麼感覺);瑪麗珍(Mary Jane),謝謝妳留下來,始終為我(終究)回到家而留一盞燈。

所以,當我爸不見人影之後,我也跟著向外走,想找到一個真實的學習榜樣。此時有個正膠著於某個堅定有意義想法的年輕人,無私的與我分享計畫,而我只要提供顏料就可以了。埃文代爾街(Avondale Street)的蘇洛克(Suroc)──也叫尼克伊迪(Nick-E-Dee)、法康(Falcon)和布弗.尤斯沃(Buford Youthword)──教我如何設計出自己的名字,我第一次在費城市場街幾個屋頂上塗鴉,就是他帶著我去的。屋頂是塗鴉的絕佳地點,因為它有著大片被世人遺忘的牆面可以盡情揮灑,年輕人會爬上去書寫自己的名字(帶著自己特有的風格),這樣來往的火車旅客便能看到。於是,1980年代市場街(未必那麼協調的)視覺風格中,也有蘇洛克和我的名字。

2000年代早期某一天開始,街頭塗鴉被塗掉了;沒人記得何時或怎麼發生的,但這股覆蓋力量來得很快──有效率、徹底的、永遠的。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居然沒太多人注意到上百幅的彩色塗鴉突然之間都不見了,這表示,塗鴉這件事可能自身有著什麼問題。塗鴉是因為想要溝通,但大多數的人不能理解這件事,而如果大家不了解,他們便很難認同(然後你的署名就像年底選舉結束後的競選刊物一樣被丟棄)。人們自然知道塗鴉者寫下自己名字的動機(畢竟我們在美國),但大家卻很難接受那些難辨的符號;如果到處都能見到一個名字,看了十次之後很快就會沒感覺的(更何況有的還出現過上百次或千次)。

上述的狀態是地平線上的未來歷史;在1980年代,塗鴉被看作是會永久存在的。1987年的夏天我19歲(對當一個塗鴉客來說好像太老了),我剛從中學(勉強)畢業,在(延長了的)假期之前我想找個職業;我知道自己想做個藝術家,而「如何」和「何時」成為一個藝術家,是我腦子在想但心裡傾向忽略的問題。我心裡只惦記著塗鴉,並且告訴自己塗鴉書寫的設計、用色和各種冒險學習能幫助我成長。當時費城幾乎被塗鴉書寫給覆蓋,我也每天往外跑,在街上四處找尋好地點,每個夜晚在建築物爬上爬下的「寫字」。

費城的塗鴉藝術很盛行,因此你一定不相信政府部門竟然有一個「費城反塗鴉網絡」(Philadelphia Anti-Graffiti Network;PAGN)。唸起來很拗口的PAGN在推廣一個風潮,它反對初期被視為具積極性、但卻在20世紀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逐漸被認為是年輕幫派的憤怒佔領,並汙染城市本質精神的塗鴉行為。PAGN主要以兩個策略在消滅塗鴉:第一以紅色塗料覆蓋,第二是它自己徵召塗鴉客,只要他們可以丟掉噴漆,拿起刷子。第一點我還可以理解,第二點就讓我惱火,為什麼不能使用噴漆?為什麼只能用刷子?最過份的是,在我畫上牆之前,為什麼草稿還要給委員會審過?我從頭到尾都沒想過加入PAGN,我一直待在街頭。

有一天,我遇見了珍.高登(Jane Golden)。她剛從加州搬到費城,並且因為她為PAGN計畫創作而聲名大噪;她是一個很棒的畫家,對塗鴉的態度也很開放。珍在一座鐵路橋下的牆面作畫,這條鐵路每天載著乘客穿梭在費城的市中心,沿著軌道的牆面佈滿了很不錯的手繪名字(有的已經存在20年了,有的大概還是20分鐘前畫的),這是一個我經常塗鴉的地點。珍邀請我登上鷹架,並請我當她的助手,我問了她關於繪畫草圖審核的過程,她也坦率說那是個冗長囉嗦的程序,之後我笑了並跟她說,下次見到她時我會給她看一樣東西,之後我就向她道別,爬下鷹架走掉了。

那天晚上我在鐵軌旁的牆面、珍的壁畫上方,畫了一個紅色正方形,在方形的中央我畫了《蒙娜麗莎》(Mona Lisa),她的臉有部分被紅色顏料蓋住,最後整個消失在紅色顏料當中(這顏色與PAGN覆蓋塗鴉用的紅色相同)。為了避免讓這個圖像透露出的訊息太隱晦,在蒙娜麗莎的臉上方,我寫了「這才是網絡」(This Is the Network),而在臉的旁邊我寫:「藝術是永恆的,而人生短暫,因此我不認為網絡是可靠的裁判。」(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and I don’t consider the network to be a worthy judge.)

第二天,等了1小時洗好相片之後,我把我的塗鴉作品照片給珍看。她謙遜的微笑著,把照片交給我時,她說:「我很高興你待在組織外的街頭。」接下來的20年間,珍在PAGN組織內往上爬,並接管了它。之後她將反塗鴉網絡中的壁畫計畫(PAGN內成效不彰、一個「做做樣子」的計畫)轉型成「費城壁畫創作計畫」(Philadelphia Mural Arts Program);目前它是受到全球讚揚與爭相模仿的公共藝術介入社區建築的典範。

在此同時,我也從塗鴉書寫無縫接軌到藝術創作世界:我和陶德.詹姆斯、貝瑞.麥可基合作了一檔名為「無法抹滅的市場」(Indelible Market)的展覽,由艾力克斯.貝克策畫,於賓州大學當代藝術館(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展出。另外,由傑佛瑞.戴區在他紐約的藝廊(Deitch Projects)中策畫「街頭市集」(Street Market)一展,最後入選進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雖然有這些美妙的成績,但我開始創作藝術僅兩年的時間,還有許多是我要學習的。

於是我又回到街頭。其中一條特別的街是康尼島的衝浪大道,在那裡我找到了一個很棒的中介地帶(在塗鴉的嫻熟語言與藝術語言之間──我的藝術語言程度只能拿來買啤酒),剝除了商業與無效的感情,我在創作與生活之間使用康尼島的特有語彙,卻意外表現出清晰與直率的視覺效果,一種不畏於面對生活與愛的複雜性的態度(而這是我自己生活中較難辦到的)。康尼島是遊玩地也是工具盒,它是一個我學到如何更有效的繪畫、如何達到社區服務、如何在夏日以巡迴演藝團形式賺取生活所需的地方;我在那裡所獲取的技能,都發揮在以手繪招牌來展現社區自己的聲音上,正如塗鴉客「在高處」(Stay High)曾寫過:「這就是來自底層(貧民窟)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Ghe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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