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期 2017年3月號本期封面

新聞線上

圖像新時代的來臨?

剛剛過去的短短兩個月,中國大陸接連展開了2015年「上海藝術影像展」(Photo Shanghai)、「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集美X阿爾勒攝影季」、「2015連州攝影年展」等重要的攝影盛會。無論是攝影博覽會、具有學術性的攝影主題展,還是中外攝影節連袂,都讓我們看到了攝影藝術全方位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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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論

第13屆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

從個人記憶開始

「73517351/79947994/31663166……」在今年的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上,立方計劃空間負責人之一的羅悅全在台新與TEDxTaipei二度合作的Arts and Beyond藝術論壇中,播放一連串由類比女聲重複念頌、狀似無意義的數字。這些神祕的聲音,來自戒嚴時期台灣軍情局向對岸情報員傳送的廣播密碼,這種被稱為數字電台(Number Station)的傳遞方式也曾出現在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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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超越青森的青森縣立美術館 Beyond Aomori,Aomori Museum of Art

日本,是擁有相當多美術館的國家,甚至是過多了。遍布在全國各地共有一千座以上,但是有時候,即使付了高額的門票,卻往往因為館內的展覽品不夠充實而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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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當物件離場之後 關於 「318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

After the Objects’ Departure 318 Movement Artifacts Documentation and Collection

1990年3月,來自台灣各校的大學生聚集到中正紀念堂(今自由廣場)前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等四大訴求,而這場國民政府遷台後規模最大、名為「野百合學運」的抗議行動,亦對日後台灣民主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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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

葉竹盛 沉潛。萌生

2012年9月,葉竹盛與多位藝術家承租的北投畫室兼倉儲空間發生意外火警,當時人在畫室裡的葉竹盛幸運逃出,但畢生心血幾數盡毀,損失難以估計,遭受作品與工作室燒毀的變故讓藝術家情緒低落,有一段時間更關掉手機、不接任何訊息,以便讓自己能夠沈澱與消化心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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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目擊

鹽埕黑白切

從高雄七賢路拓寬的20米大道中轉入充滿舊鹽埕味道的新樂街,有著時光錯置的想像。停留於此如同時間停滯在40年前或者更早,那是鹽埕還稱之為大溝頂的時代,是全台第一家有最時髦的電動手扶梯的大新百貨公司時代,是集結眾多攤商年輕女子必來集合市場朝聖的時代。在那新樂街上保存著高雄繁榮時尚的記憶,是老高雄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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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平衡的美麗 The Beauty of Balance

隨著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國寫實油畫創作出現了從創作觀念、創作手法上的諸多變化。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寫實油畫的創作在堅持對社會現實關注反映的同時,也將寫實發展為某種藝術方式,並在藝術的內在發展邏輯中找到了依據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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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廣角鏡

《美術手帖》 畫家與戰爭

Painters and the War

正如上個月提過,今夏日本有許多紀念戰後70年的展覽與活動,而戰後第三年創刊的《美術手帖》也不例外;總編輯岩渕貞哉(Teiya Iwabuchi)在前言中提及,在戰時唯一發行的美術類雜誌《美術》曾規畫過「陸軍作戰記錄畫」專題並積極參與政治宣傳,且坦承自己也站在這些「戰爭畫」歷史的延長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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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市場

傳承藝術25周年精品展

傳承藝術中心成立已邁入1/4個世紀,特別舉辦「傳承藝術25周年精品展」,這個里程來自於創辦人張逸群25年前事業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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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新導演歐文傑

險路上的本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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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電影節40週年,從1970年代繁花盛開並大量輸出的功夫、殭屍、喜劇、黑幫電影,到2016年4月1日香港33個戶外空間同步放映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十年》,湧來上萬民眾爭睹這部充滿政治寓意的獨立電影。從本地工業發達,到合拍片時代後屢屢耳聞的「香港電影已死」,這之間的歷史又如何度量?

透過出生於1981年的「鮮浪潮」世代新導演歐文傑的經驗,香港的方言、獨立電影的生存空間、工業中的學習過程、未來的出口,都融合在這次談話中,發酵成記憶、成長、與想像的魔幻時空。

歐文傑的普通話很差,因為擔心表達不清楚、會錯意,公開場合上他會希望有個翻譯在場,說話時會比較有自信。但歐文傑的普通話其實並不差,一對一私下聊天時,由於沒有翻譯在場,在廣東話、英語、普通話的夾雜下,他最後仍說普通話,至少記者都能聽懂。

他在《十年》中的短片〈方言〉對語言的關注極具概括性:1997年之前,英語優於廣東話,小孩兩歲便起跑,大人也盼著透優異的英語成績能對未來發展有幫助,進入洋人的政府或企業體系;1997年後,隨著內地觀光客來到,店鋪老闆、計程車司機為了謀生都必須說好普通話。「香港人其實蠻flexible,我們很努力去學新的語言,但為什麼廣東話永遠都在次等地位?」歐文傑小學時,一星期只有一堂普通話課程,比例很低,後來進入被港人認為比較優秀的英語中學,上課考試全是英文。「所以我這一代70後、80後的普通話差點,90後就好得多。」歐文傑說。

我開玩笑問:「會想像司機一樣,為了生存想精進普通話嗎?」

歐文傑認真回:「我本身是編劇,已經很努力學普通話,但儘管看了大量電影、電視劇,畢竟不是土生土長,再怎麼樣也無法講得像內地人一樣好。我以前用廣東話寫劇本,現在為了適應合拍片改成普通話,寫對白時常常沒有信心,感覺沒辦法非常道地。」為求準確,拍〈方言〉時,每個take之後都會問內地編劇:「這句普通話講得對不對?」

和許多同輩朋友不同,1981年生的歐文傑其實是隔代教養,由奶奶帶大。父母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他沒見過母親,父親也不照顧他。小時候,歐文傑問奶奶以前在大陸發生的事,但奶奶不願意說,卻曾經帶他回去探親。「我到現在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沒有父母,幸運的地方是,我是從學校、書本去認識社會,也沒人管我要做什麼,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歐文傑就這樣自己在電影創作的土壤中摸索長成。2004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也曾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短期修習夏季電影製作課程,2007年短片《聖誕禮物》奪得「鮮浪潮短片競賽」大獎及最佳電影,故事是關於一個撿廢紙維生的「垃圾妹」在學校受人欺凌的底層故事。處於從膠捲到數位的過渡時期,「難得有一個競賽給你一筆錢,用HD拍製作費比較低,好像看到了可能性。」

取材自真人真事的犯罪電影《樹大招風》。(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進入銀河映像

獲得了鮮浪潮獎項,歐文傑也獲得了進入香港華語電影工業龍頭「銀河映像」的機會,從場記開始做起,包括杜琪峯《復仇》、羅永昌《機動部隊—同袍》;後來開始寫商業類型片,有愛情片《單身男女》、《高海拔之戀II》。簽約一年半寫三部,每月有固定工資可領,相較於不穩定的接案編劇,不會有拿不到錢的風險,銀河映像也更重視劇本創作。

不過幾年的電影工業經驗也帶給他一些挫折。2008年進入產業時,正值港澳與內地簽署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後開始更緊密合作,「剛入行時合拍片概念不興盛,到內地市場發展的電影人也不多,像陳可辛。杜生(杜琪峯)當時比較專注歐美市場,投資來自美國,我寫的劇本也比較針對好萊塢,比如一個外國人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一年,美國發生了次貸風暴,資金撤了,本來準備開工的計畫也停擺。為了生存,銀河映像開始轉向合拍片,「但我們都沒做過,當時也還沒有內地編劇加入。」問題是,同樣模式無法在內地市場操作,比如不能出現槍枝暴力、搶匪歹徒最後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鬼怪殭屍或無厘頭喜劇等過去受香港市場歡迎的類型亦不奏效,也無法將過往套路中的洋人主角置換成內地人,迥異的價值觀、文化的掌握更需重新摸索。「我寫過愛情類型,但可能因為拿歷史人物開玩笑,送審沒有通過,被說是顛覆國家;我們不會寫,公司於是找了內地的編劇,比較『接地氣』,知道怎樣的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短短幾年,香港電影起了巨大變化。若要說今年歐文傑與另外兩位新導演許學文、黃偉傑執導,由銀河映像監製出品的《樹大招風》,則足足花了五年時間。「一開始簽了一年合約,當時在銀河工作,知道一個劇本至少要花一年時間,我們都覺得一年寫30分鐘的劇本是可以的。」沒想到這一磨,就過了五年,合約期滿,劇本卻還沒完成。為了生計,歐文傑還跑去補習班教小學生中文,「一星期三天,每次上四小時的課,就跟我當編劇的薪水差不多。」

《樹大招風》的三個導演各自獨立,加上三人之間並不熟,都是分別與監製游乃海討論。為了讓三段故事不重複,又能統合成完整長片,往返討論修改消磨大量光陰,比如任賢齊飾演的葉國歡戴了眼鏡,其他人就不能用,每個人的犯罪動機亦不能相同。銀河映像要求極高,並不會因為他們是新導演就降低水平。歐文傑笑說:「有時候就會想,為什麼我不能寫這個啊?但已經開始就不能回頭了,感覺就像案子一定要破。後面幾年有很深的挫敗感,但只能繼續嘗試摸索。」杜琪峯也常對他們說:「搞不好就不要搞了!」

要搞,就要搞好。打磨多年的精準劇本與分鏡,透過專業的美術與剪輯,統一了全片節奏,讓《樹大招風》雖是一部融合三位新導演的實驗,卻可能是今年最好的香港電影。因熱愛香港電影而搬到香港居住的超級美國影癡提爾尼(Sean Tierney)評價《樹大招風》說:「你要是看看它,就知道香港電影並沒有死去。」

在專業分工體系中,歐文傑一方面學到杜琪峯的創作成熟度,一方面也看到工業的限制。「在片廠我的經驗是最少的,拍大場面時有一種小孩開大車的感覺,也要聽動作、美術、攝影指導的專業意見,壓力很大,但學到很多。缺點是大家感覺少些熱情,很注重收工的時間,不同於跟同學拍片,覺得什麼都有可能。」

《十年》,郭臻〈浮瓜〉。(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十年》,歐文傑〈方言〉。(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十年》,周冠威〈自焚者〉。(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十年》對我的衝擊很大

對歐文傑而言,知道了電影工業的方法後,他更想實踐自己的視野與想法。2012年寫完杜琪峯第一部合拍片《單身男女》送審稿後,歐文傑便離開了銀河映像。「印象很深刻是有次放映《聖誕禮物》後,一個女人抓住我的手說,你可以繼續拍這樣的影片嗎?這些年銀河的經驗讓我愈離愈遠,但我一直記得有些觀眾想看這樣的故事,可是這樣的片子好像賺不到錢。」話畢,歐文傑大笑了起來,像在自嘲。

然而今年以50萬港幣成本獲得660萬票房的《十年》,確實讓他看到其他可能性。「兩部電影同時上映,關注都很高,但意義很不同。是技術重要?還是idea重要?對我衝擊很大。」《十年》從一開始沒人理會,到如一枚引信般引爆熱議;從一家戲院擴張到六家,為期八週極高滿座率與評論聲浪,最後卻在政治壓力下被迫下片,轉入社區放映。歐文傑說,「獨立電影僅有的生存空間被壓榨,是很大的危機。幸運的是,死路可能會帶出另一條生路,4月1日的戶外同步放映有幾千人同時觀看,群眾的參與形成非常美麗的風景,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

《十年》的得獎,除了政治上的喧騰,另一重要意義亦是讓香港獨立電影導演的思考及處境被看見。〈浮瓜〉導演郭臻是1985年生,同樣畢業於香港影藝學院,是歐文傑的學弟,也擔任《聖誕禮物》場記。郭臻說,「獨立電影圈非常熱情,〈浮瓜〉有八成工作人員沒薪水,但他們還是來幫忙,因為覺得題材有趣,否則以10萬港幣的預算根本不可能完成。」他說,香港有很多優秀的獨立紀錄片、短片,但觀眾消費方式很單一,戲院體系以外的映演空間也很少,獨立影人很難發聲。

〈冬蟬〉導演、1991年生的黃飛鵬是五人中年紀最小的,平常就常參與社會運動,也熟悉社區組織生態,「很多人說《十年》用很低的預算拍得很好,但我覺得很不健康,因為都是拜託朋友無酬付出,能拍完可以說是奇蹟吧!但電影不能依賴這種奇蹟,獨立電影沒有渠道接觸觀眾,很多導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可能比我們更好,《十年》只是比較幸運。」黃飛鵬說。

接下來的路更險?

《十年》在內地成為敏感詞,許多人問他們,會不會更難找資金?會不會擔心有危險?

〈自焚者〉直接提及基本法23條與港獨,導演周冠威談到未來計畫時說,「以前覺得愛情、政治都想拍,但面對香港困局,現在拍政治題材的慾望有提高,下一部電影預計拍攝香港警察。」周冠威說,這是第一次拍政治題材,卻引來很大迴響,他雖然不想被貼標籤,但認為政治化無可逃避,「以前我們有選擇,現在不得不變得高度政治化,可以說是一種悲哀吧。」

歐文傑則說,「得獎之後,很多人告訴我接下來的路會很難走,也有內地投資方知道我拍過《十年》後,說要重新考慮。」但是危機也是轉機,「我剛完成一部新的低預算短片,故事是關於一個社區攤販,有很多志工願意幫忙。」

從工業回到獨立製作,從光鮮亮麗的幻夢回到狹小社區日常生活,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嗎?歐文傑來回掙扎了近十年,應該慢慢確信,持續拍攝香港的人與故事,這樣的道路更適合自己吧?「如果不是做這個,我不知道電影的意義是什麼。我接觸過比較商業的,知道如何跟別人溝通或讓更多人看到,但我最想拍的還是自己有感覺的人事。」歐文傑說,很多事情都是機緣,香港還是有很多有心人,比如《五個小孩的校長》是由慈善團體、基金會出資。對他來說,還是有可能在夾縫中生存。「不要問太多之後的事情,問太多也不一定會成功。就像《十年》,即使沒有spotlight,這件事情本身還是有意義。」

 

今藝術 / 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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