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期 2017年3月號本期封面

新聞線上

圖像新時代的來臨?

剛剛過去的短短兩個月,中國大陸接連展開了2015年「上海藝術影像展」(Photo Shanghai)、「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集美X阿爾勒攝影季」、「2015連州攝影年展」等重要的攝影盛會。無論是攝影博覽會、具有學術性的攝影主題展,還是中外攝影節連袂,都讓我們看到了攝影藝術全方位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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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論

第13屆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

從個人記憶開始

「73517351/79947994/31663166……」在今年的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上,立方計劃空間負責人之一的羅悅全在台新與TEDxTaipei二度合作的Arts and Beyond藝術論壇中,播放一連串由類比女聲重複念頌、狀似無意義的數字。這些神祕的聲音,來自戒嚴時期台灣軍情局向對岸情報員傳送的廣播密碼,這種被稱為數字電台(Number Station)的傳遞方式也曾出現在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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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超越青森的青森縣立美術館 Beyond Aomori,Aomori Museum of Art

日本,是擁有相當多美術館的國家,甚至是過多了。遍布在全國各地共有一千座以上,但是有時候,即使付了高額的門票,卻往往因為館內的展覽品不夠充實而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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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當物件離場之後 關於 「318公民運動文物紀錄典藏庫」

After the Objects’ Departure 318 Movement Artifacts Documentation and Collection

1990年3月,來自台灣各校的大學生聚集到中正紀念堂(今自由廣場)前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等四大訴求,而這場國民政府遷台後規模最大、名為「野百合學運」的抗議行動,亦對日後台灣民主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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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亮點

葉竹盛 沉潛。萌生

2012年9月,葉竹盛與多位藝術家承租的北投畫室兼倉儲空間發生意外火警,當時人在畫室裡的葉竹盛幸運逃出,但畢生心血幾數盡毀,損失難以估計,遭受作品與工作室燒毀的變故讓藝術家情緒低落,有一段時間更關掉手機、不接任何訊息,以便讓自己能夠沈澱與消化心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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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目擊

鹽埕黑白切

從高雄七賢路拓寬的20米大道中轉入充滿舊鹽埕味道的新樂街,有著時光錯置的想像。停留於此如同時間停滯在40年前或者更早,那是鹽埕還稱之為大溝頂的時代,是全台第一家有最時髦的電動手扶梯的大新百貨公司時代,是集結眾多攤商年輕女子必來集合市場朝聖的時代。在那新樂街上保存著高雄繁榮時尚的記憶,是老高雄的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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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平衡的美麗 The Beauty of Balance

隨著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國寫實油畫創作出現了從創作觀念、創作手法上的諸多變化。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寫實油畫的創作在堅持對社會現實關注反映的同時,也將寫實發展為某種藝術方式,並在藝術的內在發展邏輯中找到了依據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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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廣角鏡

《美術手帖》 畫家與戰爭

Painters and the War

正如上個月提過,今夏日本有許多紀念戰後70年的展覽與活動,而戰後第三年創刊的《美術手帖》也不例外;總編輯岩渕貞哉(Teiya Iwabuchi)在前言中提及,在戰時唯一發行的美術類雜誌《美術》曾規畫過「陸軍作戰記錄畫」專題並積極參與政治宣傳,且坦承自己也站在這些「戰爭畫」歷史的延長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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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市場

傳承藝術25周年精品展

傳承藝術中心成立已邁入1/4個世紀,特別舉辦「傳承藝術25周年精品展」,這個里程來自於創辦人張逸群25年前事業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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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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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中的沉默之聲

柏林圍牆倒塌 25 週年後記

藝術做為生活的必須

離座映畫 電影的展示與離席

聲音之中 策展之上

台南‧當代藝術串門

職場入門學:藝文求才需求調查首度公開

尋找當代舞蹈的新規則

24天的民主課 服貿爭議特別報導

雲端知識陣譜

現代性的音景返響

版畫藝術的當代切面

台灣藝術村 歲初總體檢

交會獅城的東南亞當代藝術探勘

當收藏做為一種策展

藝術家做為採集者

當代魍魎:藝術的泛靈美學

代謝派─日本前衛建築運動

百科殿堂 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完整報導

藝術職場的工作術

當代水墨新視野

歐洲重要嗎?

日本後311的振興、重生與省思

展覽之外 美術館的潛在經濟力

「私有」與「共享」

冬日.讀冊

從收藏的起源到自由市場的影響

典藏廿年 綜觀台灣當代藝術

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

2012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特別報導

倫敦奧運 再起風雲

第13屆德國卡塞爾文件展

藝術畢業生 必備生存指南!!

東進香港 國際浪潮下的藝廊盛世?

區域轉型─能量再生與空間治理

關注國寶藝術家

2011年度回顧 關鍵事+藝術家私房推薦展

總統,您的文化政策是什麼? 12位專家給台灣文化未來

全景.李希特 GERHARD RICHTER PANORAMA

南進中國 當代藝術第二城廣州 vs 成都

啟迪ILLUMInations 2011威尼斯雙年展

當藝術走上街頭

本月專題

柏林圍牆倒塌 25 週年後記

讓習慣黑暗的眼睛習慣光明

影像之下 中國當代生活縮影

帝國的缺席者

 

讓習慣黑暗的眼睛習慣光明 Let Eyes Used to Darkness Adapt to Light

從電影《竊聽風暴》談起 The Movie, “ The Lives of Others “

 

圍牆倒塌25週年的紀念活動中, 8000顆白色光球沿著昔日的圍牆設立,最後陸續施放升空,象徵全德團結、弭除分裂。

那是藍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樹的細長陰影下

靜靜摟著她,我的情人是這樣

蒼白和沉默,彷彿一個不逝的夢。

在我們頭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雲,我的雙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離我們很遠,

當我抬起頭,發現它不見了。

—布萊希特《回憶瑪麗.安》

德國人拍《竊聽風暴》,我們拍《英雄》

德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有多大的不同呢?人與人之間有多大的不同呢?

偶然看到詩人桑克的一段訪談,他是一個在黑龍江興凱農場長大的孩子,那裡是流放者們的第二故鄉,聚集了一批最有才華的、命運多舛的知識分子,他將他們當作老師,因此學會了怎樣寫詩。如果說中國的文革是一場正在發生的「奧斯威辛」(Auschwitz),那麼在文革中寫詩本身就是一件無比危險的事情,林昭便因為用詩歌來擁抱光明而被殺害。多年之後,桑克談到了詩歌與人生道路的選擇:「你看電影吧。德國人拍《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我們拍《英雄》。算了,不說了。這種事情以前有,以後還會有。我曾看過郭沫若1950-60年代的詩,如果你沒看過他原先的詩,你會覺得他有點那個,等你看過他原來的詩,你可能就會明白,他背叛的人只是他自己。一個人如果連他自己都能背叛,你能指望他保護他的家人,保護他的同胞和鄰居嗎?……你可以自己選擇。選擇與否是自己的私事,沒什麼對錯。但良心是必須的,否則晚上睡覺會做噩夢。」(註1)德高望重的「郭老」早已從狂飆的詩人淪為恭順的弄臣,他被自我「身不由己」的選擇囚禁在王府花園中,已然無法回頭。即便兩個孩子悲慘的死亡,他也只能假裝無動於衷—極權主義之可怕,便就是將每個人都改造成最自私的人,為了保全自己不惜犧牲家人的人,「家」是最後一道防線,當家也不安全的時候,極權主義便大獲全勝了。而詩歌必將繼續下去,給人幸福,給人自由,給人尊嚴,給人希望,如同德國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那深情的吟唱—在《竊聽風暴》中,這首詩歌是那冰冷的「1984」時代裡最後的一分溫暖。

位於柏林布蘭登城門前,所舉辦的慶祝圍牆倒塌25週年紀念活動。

《竊聽風暴》與《英雄》足以表徵兩個世界的差異是何其之大。在我看來,這兩部電影之間的真正區別在於:前者是呼籲光明的來臨,讓那些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如何習慣光明;而後者是勸誘那些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們,讓他們繼續維持原有的生活狀態。所以,他們擁抱自由,我們歌頌專制;他們恢復人性之高貴,我們安享奴隸之卑賤;他們是自由國度,我們是動物莊園。如果說《竊聽風暴》是關於一個改惡從善的祕密員警的故事,那麼《英雄》便是一個歸順強權與暴力的刺客的故事。刺客向皇帝的皈依,正隱喻著張藝謀被黨國所招安,「殺人放火被招安」是梁山好漢們的夢想,張藝謀則先紅遍西方並以此為籌碼向帝王家賣一個好價錢—《英雄》是他的賣身契。今天的張藝謀便是昨天的郭沫若—他們選擇了最壞的那種選擇,他們選擇了成為早年的自己的敵人。在精神的意義上,他們是自殺者。

《竊聽風暴》的導演馮.多納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出生在西德,他並沒有在「民主德國」生活過,並沒有經歷過那段幽暗的、被竊聽的歲月,卻對東德的歷史充滿濃厚的興趣。與其說他是對一種「異質」的生活有一種旁觀者的獵奇心理,不如說他對德國的現實充滿了深切的責任感。1997年的冬天,還是慕尼克電影學校學生的多納斯馬克,在為準備上課苦苦尋找一個劇本的構思。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學生宿舍的地板上聽著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靈感卻遲遲沒有降臨。這時,多納斯馬克突然想到1949年1月,《時代》週刊報導了莫斯科紀念列寧(Vladimir Lenin)逝世25周年的情景:「在莫斯科,面帶笑容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其他共黨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禮……如往年一樣,一整天都是歌頌列寧的演講致詞,還包括一個以列寧生平為內容的廣播劇,長達一小時。廣播劇以列寧最崇拜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做為壓軸尾聲。」這個廣播劇配上了列寧的一段話作為旁白:「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麼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蹟似的樂曲。」廣播劇以最甜美的聲音結束:「列寧,就是這樣一個人!」但是,列寧日記中的另外一段話卻不能讓老百姓知道:「我不能常聽這個樂曲,因為,它會影響我,使我有一種衝動,想去讚美那些活在污穢地獄裡而仍舊能創造美的人,想去親撫他們的頭。可是這個時代,你不能去親撫人家的頭,除非你要讓你的手給咬斷。你得重擊人家的頭—毫不留情地重擊—雖然說,理論上我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們的任務真的很難搞。」列寧害怕他被貝多芬的音樂所感動,以至於變成一個溫和柔弱的人,甚而影響俄國革命的進程。這是列寧身上最後的一絲人性。在史達林身上、在毛澤東身上、在波爾布特(Pol Pot)身上,連這點被音樂感動的柔軟都沒有了。極權主義的「舵手」,需要一顆冷酷無情的心。極權主義所依賴的祕密員警,也需要一顆冷酷無情的心。這個時候,幾幅畫面驀地閃過多納斯馬克的腦海:他看到了一個頭戴耳機的、表情陰鬱的男人。這是一個間諜,他正在竊聽一個彈奏著動人心弦的鋼琴曲的監視物件。短短幾分鐘之內,多納斯馬克的腦海中就有了一個故事:一個關於前東德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改邪歸正」的電影的構思。這個故事從此在這個年輕人心中醞釀了九年之久。

發行商一開始並不認為德國人做好了接受一部描述東德祕密員警的影片的心理準備,他們希望多納斯馬克去導演一部喜劇而不是一部悲劇,這個時代不需要太沉重的東西。誰會願意掏錢去看一部關於過去歷史陰鬱的電影呢?面對各種極其不利的條件,多納斯馬克奇蹟般地自編自導完成了這部堪稱偉大的處女作。一個如此年輕的、並沒有在東德生活過的藝術家,為何對「不自由」的生活有如此的切膚之痛?那些曾經生活在東部的或仍然生活在東部的德國朋友告訴我,他們或多或少都經歷過電影中的事情;而那些一直生活在西德的德國朋友,亦並非旁觀者,他們或幫助那邊的同胞穿越柏林牆,或為東德下獄的作家簽名呼籲,因為對正義的熱愛,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無法讓人愛戴,便只能讓人恐懼

柏林圍牆拆除前的歷史照片。

《竊聽風暴》中,我最喜歡的演員是扮演祕密員警魏斯勒(Hauptmann Gerd Wiesler)的男主角烏爾里西.莫爾(Ulrich Muhe)—那個威風凜凜的員警學院的教授,專門訓導未來的「國家公僕」如何軟硬兼施地審問「國家的敵人」;那個在黑暗的閣樓中,沒日沒夜地負責竊聽工作的忠心耿耿的安全局官員;那個家庭婚姻破裂,下班之後一個人孤獨地呆在家中,只能招攬妓女上門,性愛之後希望與之交談卻被斷然拒絕的猥瑣的中年男人;那個身上僅存的善良被布萊希特的詩句所喚醒、並不顧一切地去保護被監視物件的黨國背叛者;那個因為竊聽失敗而被貶斥為信件檢查員的、唯唯諾諾的小職員;那個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卑微地苟活、佝僂而衰老的郵遞員。莫爾簡直演活了祕密員警魏斯勒的冷酷與溫情、堅硬與柔軟、變態與正常、忠誠與動搖,他仿佛就是從安全局大樓裡施施然地走出來的一個人。

生活與虛構之間只有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後來,我才知道,1989年之前,莫爾長期生活在沒有民主的「民主德國」,政治高壓、祕密竊聽、線人告密、孤立與誹謗、逮捕與殺戮、有聲與無聲的悲劇,都是他真實的生活經歷。據他自己說,他的妻子就曾經是一名安全局的線人。但她堅決否認,他也拿不出證據來證實這一點,許多檔案材料已經被安全局銷毀了。兩人因此感情破裂,妻子以「誹謗」為名將丈夫告上了法庭—這樣對簿公堂。因為《竊聽風暴》,莫爾同時獲得了德國和歐洲兩個最佳男主角獎,他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談及那段傷痕累累的生活:「我的妻子,曾經就是國安部的告密者。這不是別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這是一句讓人心碎的話。正如桑克所說,上帝給了我們選擇的自由,我們可以選擇良心、詩歌與光明,也可以選擇殘酷、冷漠與黑暗。

作家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大河文學」—所謂的「大河文學」,就是解密的前東德情報機關偵查檔案,其規模之龐大,任何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全部閱讀,如果用數位描述、全部連接起來的話,一共有125英哩長,共有21億2500萬頁的案卷,重達6250噸,每一英哩大概有一千多頁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著東德1800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還只是保存下來的一部分,究竟有多少檔案已經被銷毀,則可能成為永久的祕密。後來成為俄羅斯總統的普京(Vladimir Putin),當時是蘇聯派駐東德的克格勃間諜,在其情報生涯中最富戲劇性的時刻,就是在柏林牆倒塌的時候幫助東德的祕密員警焚燒檔案。(註2)前兩年,有關部門從一個廢棄的地下倉庫中發現了堆積如山的被碎紙機攪碎的祕密文件。聯邦議會專門撥出經費,委託專家對其進行修復,據說全部修復完成需要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在《竊聽風暴》之中,「斯達希」動用了包括魏斯勒在內的一流的監聽專家對付一名撰文披露東德自殺人數的作家。他們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將其定罪,而他的妻子、一位風姿綽約的演員被當作了突破口。一種恐懼的氣氛在這個家庭以及在他們的朋友圈裡彌漫著。馬基亞維利(Niccolo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說過:「與其讓人愛戴,不如讓人恐懼。」這是較量實力的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的國際關係準則。而對於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來說,僅有馬基亞維利式的力量的征服是不夠的。任何一個試圖長期維持下去的政權,都多多少少地希望獲得民眾之愛戴;只有當掌權者發覺該政權已然病入膏肓的時候,他才會三心二意地拆東牆補西牆,甚至絕望地破罐子破摔。早期的共產黨政權,還有一種亢奮的激情,力圖讓老百姓都愛戴它;而晚期的共產黨政權,已經腐敗得不可救藥了,便只能做到讓百姓害怕它。這是判斷共產黨政權年輕或衰老的標誌。柏林牆倒塌之前十年的東德,便已淪為只能通過軍隊和祕密員警來讓老百姓恐懼的政權了。

與當年的東德相比,今天的中共政權也是屬於此類「不能讓人愛戴,便只能讓人恐懼」的政權。前中共黨魁胡錦濤比誰都清楚地知道,沒有幾<

 

今藝術 / 2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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